多些“颠覆性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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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中江苏共7人入选。其创新成果格外引人关注：扬州大学张洪程教授种出高产“超级稻”，水稻亩产量曾达937.2公斤，超过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东南大学王建国教授致力于破解“城市病”，在中国首次提出城市高层建筑合理布局量化引导管控方法；南京大学邹志刚教授是我国光催化材料领域领军人物，其研究成果使可见光光催化分解水制氢太阳能转化效率达到世界最高值……

如今，“颠覆性技术创新”频频出现在报刊上。1995年，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在其专著《颠覆性技术的机遇浪潮》中提出：“颠覆性技术创新”是具有前沿性和突破性创新，比如重大原始创新及跨学科或跨领域创新应用。谁能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胜出，谁就能“人无我有，人有我强”，获得主动权。一个地方是否能成科技创新高地，主要就看是否拥有更多“颠覆性技术创新”。张洪程等新增院士的成果之所以引人关注，也就在于这些成果具有“颠覆性”。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无疑需要更多“颠覆性技术创新”。

“学术学徒状态”已困扰我们很久了。其主要表现则是，只知拿来别人成果或成功经验而缺乏“自我主张”。人家说多少，自己就信多少；人家怎么说，自己就怎么说；人家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无论在哪个领域，要发展就得在开放中向先进学习，自我封闭则等于“自杀”。但问题是，总处于“学徒状态”也不会有出息。“学术学徒状态”实际上就是高仿式学习，不管模仿多逼真，终究还是“徒弟”。我国科技领域尽管已是“硕果累累，群星璀璨”，但总体来看还是“短、平、快”成果比较多，跟踪模仿多，原创性成果少，“颠覆性技术创新”更少。这不仅浪费智能，也浪费了科研资源，加剧了技术附庸风险。一旦遭遇外来“颠覆性技术创新”，我们已有东西就可能“被颠覆”。对孕育培育“颠覆性技术创新”，我们应有足够危机感。

科研“赶任期”现象也已存在很久。据统计，诺贝尔奖获奖项目从启动研究到获奖时间平均在15年以上，这相当于我国大学校长和地方领导三个任期。为了“功成在我任期”，不少地方往往要求科研人员务必在3-5年出成果。项目申请，项目评审，也都对“马上能成功”更感兴趣，搞得有些科研人员想沉下心来搞科研而不得。然而，凡顶尖科技大奖都有个共同点：获奖成果都经过漫长时间沉淀和考验。屠呦呦从1969年受命征服疟疾到如今获奖，时间跨度长达40余年。足见，科学研究是“长途跋涉”，一个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能做出一两个突出成果已相当不易，科学研究必须杜绝虚妄、浮躁、浅薄、投机。

改革科研绩效评价办法以破除“赶任期”现象，为科研人员潜心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提供良好制度支撑，已刻不容缓。但也要看到，制度效应最大化则要靠个人主观自觉。卓越者之所以卓越，也不仅在于其创造能力强，还在于无论社会环境和风气如何，都能凭借理想信仰超越功利，坚定地走正确的路。有宽容的科研土壤，有大批科研人员甘愿“十年磨一剑”，我们定能涌现出更多的“颠覆性技术”，从而摆脱技术附庸状态，由追赶世界到被世界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