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客户而没有用户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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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公司假装不在中国。
客户照样可以找到它们。我们说的是3家移动广告市场份额总和足以垄断全球的公司。有时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如同记者王杰夫在本期封面故事里说的，“Google对中国的影响远比我们肉眼看到的更深，”他说，“在这个海外推广的圈子里待久了，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Google、Facebook、Twitter这些公司似乎并没有离开中国。”
它们在海外市场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在这里则要抱团取暖，相互关联的商，共同的目标客户―一群拥有全球化业务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通常会同比例分配它们的海外推广预算，有的公司一投就是上亿元。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中国至今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在海外真正取得成功：用户既熟知其品牌，又把它当作一个本土品牌消费。做到第一步的都还少之又少，比如联想和阿里巴巴。几周以前，马云对我的这一提问迟疑了一下，他说这是大家的必然目标，毕竟大多数中国公司还很年轻，需要时间。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似乎就要冲击首座，但中国公司―除了央企支撑起的500强角色―里还没有一家像索尼或三星那样的公司。这让它们也像是一群“404”公司，在海外只有客户少有用户，只是跟中国的404公司们情况不同罢了。
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谁决定了这一切。
正如本期炫公司提到的，直播成了一门生意，而这个市场仍处于早期，充满浮躁。尽管我们不认为这种依靠公会包装、把无聊的注意力通过直播技术和打赏手段获取暴利的方式是可持续的，但我们也并不对其有太多担忧，因为这一切都是市场决定的，它自会消化初期的狂热。就像最近在第一财经主办的技术创新大会上，当我和一群嘉宾探讨起大健康领域的投资热时，大家都觉得中性的资本会解决一切。
马克斯・韦伯说：在现代的经济秩序下，只要是合法赚钱，就可以看做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这便是市场讲话的一种方式：理性的工业组织是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的，而不是与政治和非理性的投机获利挂钩。
中国经济慢了下来，一些品牌开始跑到印度去寻找1990年代的中国。鲁奇尔・夏尔马在《一炮走红的国家》中说，让一个国家脱颖而出的不是政治体制，而是体制的稳定性―在过去十几年中发挥作用的正是这一点。魔力正在失去，更何况根本就没有魔力。
继续走下去需要韦伯提到的理性。还是举大健康的例子，总理在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重点发展这一领域，中国人看病不易，再联系到长久以来医生不受尊重的积重难返的医改，这一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领域不仅是个具有巨大想象力的市场，也将带动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发展。不过，核心产业人士仍然对其中的许多环节感到失望。审批和监管的诸多领域并没有像“法不禁止即可为”的潇洒状。从业人员要推动一些事情倍感艰难，体制在此时成为不可跨越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