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出发?“归”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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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我做文学少年的1980年过诗。后来在大学教书，文学批评成了饭碗，也做过不多几篇应景的诗歌评论，参加过不多几次诗人诗歌的讨论会，也曾被别人拉过去给诗人排过座次，但我自认为我还是不懂诗。不是虚情假意，是真的不懂。在我理解中，诗歌不只是语言简约分行，而且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从内心通向诗歌的独门路径，要找到他们各自的路，就像暗夜里迷路的行人，只能在田野小径庄稼地里瞎走乱撞。虽然有诗无达诂文无定评打掩护做幌子，我还是轻易不敢谈诗。但这群“归来者”旗下的诗人中“男性”部分是我少年时代一起以诗歌的名义相识且至今不离不弃的朋友，用姜红伟的话叫“诗歌兄弟”，我如果在他们号称“归来”的时候不去“咸与热闹”似乎很不近人情。

据我的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号称“归来”的不只是这一群这一次，而且从文学史上约定俗成地被命名为“归来者”的就有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那一群“半老头子”们，他们的班底是1940年代的“七月”、“九叶”诗人和1950年代后期的“”们。这伙人有的是1949年前成名的资深诗人，有的是1949年后初登文坛的新锐新秀，他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差不多都成了政治风云中的倒霉蛋。就是这帮人在他们倒霉的那些岁月也从来没有安分，他们不停止自己思考，不和现实媾合，他们在黑暗中写作，写了就塞进抽屉，而一旦四海承平政治清明，他们纷纷拾掇起抽屉的诗稿，俨然“王者归来”，史称“归来者”诗人。于是，他们此前偷偷摸摸的写作也被命名为“抽屉写作”、“潜在写作”等等。类似的情况不只在诗歌，小说里有“重放的鲜花”，有汪曾祺的《受戒》，散文里有巴金的《随想录》，他们也算“归来者”。这些“归来者”是注定会成为文学不屈服于专制的代表。

任何文学命名的行为首先都应该追问其何以成为可能？我倒不认为，因为前面有个“归来者”诗人群，其他的后来者就不可以以“归来者”来命名。前面的“归来者”诗人联系着的是当代政治的专制暴力和拨乱反正，而我们现在谈论的“归来者”并没有政治对抗写作的前史。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履历，邱华栋、汤松波、周瑟瑟、吴茂盛、洪烛、马萧萧等这些“归来者”都有1980年代中学生、大学生诗人的前生，这是他们作为一个诗人的前史。应该说，除了“打工诗人”、“作协主席诗人”，我们现在很少用“中学生诗人”“大学生诗人”这种有着特定身份印记的方式来命名写作者了，至多我们只会说“80后”“90后”这样的代际概念。1980年代中学生、大学生而能诗能文是一桩很荣耀，值得奔走相告的事情，而且诗歌在给他们带来荣耀的同时，也可以使他们在现实中有一个好的出路，比如保送大学就读。这就使得1980年代的中学生诗歌写作有一点像现在年轻人的“创业梦”。1980年代诗人很早就有一种成名欲望，他们写诗办刊办报出版诗集，他们在“网络时代”前通讯极不发达的时代通过写信和大地上的行走漫游，通过不断地“自我命名”来强调自己的身份意识，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诗歌群落，当然这种命名和《中学生文学》、《春笋报》、《语文报》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青年亚文化的特征是可以作为我们研究1980年代青年的状况一个重要样本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谈论的不只是青年亚文化，而是一个失踪的诗歌群落的重新归来。文学最后是要靠作品说话的。这是一条残酷的定律。虽然任何人都有把玩青的权利，但具体到文学，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1980年代的中学生诗歌，甚至大学生诗歌，我们留下了几首堪称经典的作品。再严苛一点，我们少年时代的那些文学活动，那些粗糙的油印诗歌报刊，除了是我们青春史的一部分，真正的能够在文学史上挤进一席之地吗？

所以，我说，从哪里出发？就是追问邱华栋、汤松波、周瑟瑟、吴茂盛、洪烛、马萧萧等这些“归来者”写作的起点。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少年诗人的起点，也就谈不上什么“归来”。因此，我希望即便出于一种命名的策略，也不要做成一个大箩筐，把什么人都往里面装。必须对“归来者”予以甄选。甄选的一个尺度，是确实在少年时代深度介入过诗歌活动，并且写过说得过去的作品。重温邱华栋、汤松波、周瑟瑟、吴茂盛、洪烛、马萧萧等少年诗人的往事，他们都是1980年代中学生、大学生诗歌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而且我认为今天既然把他们作为诗人来谈论，不是作为事业有成的中产阶级男人，就应该在文学苛严的尺子下丈量，即使对于他们的少作，也撇去他们少年时代的浮名，重新在清洗、追认。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将我们少年时代的写作经过清洗和追认出版一本诗集，来向世人证明我们的少年写作不只是浪得虚名。这样的工作好像同样是前中学生诗人的姜红伟一直在做，几年前他做类似选民登记的前中学生诗人回访，现在好像又在做一个纪念馆。应该说，这都是有益的事，但我不想这样的事最后变中老年男人青春的私人会所。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在文学的尺度下甄选出来的诗人，他们所谓“归来”之后的写作和少年时代的写作构成一种想象中的张力。弗罗姆曾经对人的精神分层作过深入的研究，从结构上说，人的意识具有特定的内在“辩证法”。哪些经验构成最重要的最初印象（即“童年经验”），哪些经验继而构成第二、第三及其它“层次”，这对意识的形成相当重要。反之，在评价某一特定经验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意义时，重要的是了解它是个人的决定性的童年经验呢？还是以后生活中叠加在其它早期基础印象上的经验。早期的各个印象往往综合成为一种自然的世界观。所有以后的经验则往往在这一原始的自然的世界观之上具有其本身的意义，这些经验或证实、应验了自然的世界观，或者否定、反对自然的世界观。诗歌记忆构成邱华栋、汤松波、周瑟瑟、吴茂盛、洪烛、马萧萧等这些“归来者”“少年经验”的一部分，他们“归来”之后的诗歌写作当然可以在对少年时代诗歌记忆“或证实、应验”“或者否定、反对”而生发出意义。是的，他们都是写作的早慧者，都写过在同龄人中广为流传，也超出同龄人文学水平许多的“代表作”，但这些“代表作”就算放到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呢？我这样说，完全没有否定一个作家少作的意义。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苏童、余华、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当今文坛的大佬身上。问题上，人家并没有拿他们的少作说事，神话自己的写作前史。所以，我认为如果邱华栋、汤松波、周瑟瑟、吴茂盛、洪烛、马萧萧等的“归来者”诗群能够成立，他们应该是有一种面对自己少年写作的“自我清洗”的苛刻态度。令人欣慰的是，我的这几个“诗歌兄长”都没有动用现在自己的文学资源来为自己的写作前世“封圣”。这是一种切实、诚恳的态度。也正是在这种态度下，我去观察一个写作者，在中断数年写作后，重新“归来”，他的写作中出现的新转机新动向。“归来”不是简单的回返，而是带着一二十年离开的所获得的更辽阔深婉的新经验，在“中年”彻底地清算“少年”的孟浪和无知，重新出发，开始写诗，而不是将“归来”之后的文学作为中产阶级一件优雅的装饰，在怀旧的甜腻腻地气氛下，以诗酬唱。

所以，我理解的“归来”即开始。缘何归来？只能是因为是重新获得的对文学的自信，并以作品塑造自己的诗歌“新人”形象。说了这些废话，还是让我的“诗歌兄长”们的诗歌来说话吧。我会安静地读他们的每一首诗歌，祝福你们的归来。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