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郭象“至正”论对西晋士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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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郭象的《庄子注》继承和发展了庄子的学说，认为万物皆自生、自性，强调万物存在的合理性。他的这种学说严重影响了西晋社会既出世又入世的社会风气，实为西晋士人现实行为的理论依据。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2-0086-02
作者简介：赵济凯（1987―），河北邢台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郭象的玄学主张，主要表现在《庄子注》中，其理论学说为西晋士人的社会现实行为提供了依据，并为后世玄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郭象在《庄子注・骈拇篇》云：“物各任性，乃至正也。”又说“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在这里，郭象明确提出“至正”思想。“至正”，即物自性，只要能各任其性，就是合理的存在。所以，“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非所言也。”（《齐物论》注）
一、自生
庄子是讲究空无观念的，《庄子・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之后又说：“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郭注曰：
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尔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庄子从“咸其自取”推向不可知，而郭象从“咸其自取”推向自生。“无”不存在，则不会生“有”；“有”在未生成之前，也是“无”，当然亦不能生“有”，两者不能相互转化。那如何解释万物的存在问题呢？万物又是谁生的呢？
对于此问题，郭象导出物自生的观点。《庄子・天地》曰：“奏出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无形。物得以生，谓之得。”庄子认为，“无”是万物的本源，它无形无象亦无名，生成万物，叫作“得”。但郭注曰：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至一，非起于无也。然庄子之所以屡称无于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难，而犹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营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夫无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谓德也。
郭象说一之所起，并不是“无”，而是“至一”。这里的“至一”，就是物自生，“上不资于无，下不待于知，突然而自得此生。”
接着，他又在“道”的存在问题上对庄子学说进行了改造。《庄子・在囿》：“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郭注曰：
窈冥昏默，皆了无也。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为生也，又何有为于已生乎！
无也，岂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
这里，不是“无”的“道”使鬼神称神，而是鬼神自神；也不是“道”产生天地，而是天地自生。
二、自性
庄子讲万物与我齐一，个体与个体是相对的，无差别的。《庄子・齐物论》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郭注曰：
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及，则形大未为有馀，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独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则虽大山亦可称小矣。故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
万物万形，同于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无所言。
物之自然，各在“性分”，若能“性其分”，则为一种最合理的状态，郭象将庄子的齐物论同样也归于物自性。在《庄子・骈拇》之后，郭象提出“物各任性，乃至正也”的哲学思想。人之骈拇多少，是人自己不能决定的，是自然之“物性”，那么人事领域的“物性”又该如何呢？
《庄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存之，穷达富
贵……命之行也”，郭注曰：
其理固当，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非妄为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则虽天地神明，国家圣贤，绝力至知而弗能违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不为，弗能为也，其所为，弗能不为也；故付之而自当矣。
一切人事的变迁，也是“理自尔”，郭象把这归之于“命”，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既然说物自生、自性，那么就要顺应物质性，不能违背自然之“性分”，在现实生活中，当然要适性、称情。把一切看作是自然的，顺万物之情，便是合理的，人不能纠正或改变它。
可见，郭象的“至正”论，承认物自生、自性，强调的是一种物的个体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自生的，而不是它生的，前者强调共性，后者重视个性，所以此“合理”非彼“合理”。
三、“至正”论对西晋士风的影响
西晋一朝，士人普遍不婴事物，口谈玄虚而又入世甚深，既利欲熏心又享有很高的声名，出世与入世并不矛盾。那么这种现实行为又有何根据呢？郭象的适性、称情主张，为西晋士人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关于不婴事物的事例，在晋代比比皆是。这些行为无疑与儒、道各不合。儒家传统思想认为，聚财敛货有违君子之道，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儒家思想重义轻利。道家也强调轻利思想，老子重无欲，庄子讲无欲之外，否定一切外物存在的必要性。可见，晋人不婴事物，好谈玄虚以及贪财好利的行为，违背了两家的思想。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一则“三语掾”的故事，后人多认为西晋士人谈玄，已和名教与自然化而为一。从当时谈玄名士乐广来看，他也是肯定名教的。《世说新语・德行》载：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由乐地，何为乃尔也！”
纵观西晋一朝，虽然提倡名教，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何没有起到纠正时弊的作用？这就与郭象的“至正”论有着重要的联系，其从理论上为现实行为作了解释和说明。名教与自然都是一种存在，就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不应该以此正彼，也不应该以彼化此，这当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西晋中期到永嘉以前，并未发生名教与自然的激烈冲突事件，原因就在这里。
参考资料：
[1]郭象 注.成玄英 疏.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刘义庆.刘孝标 注.余嘉锡 笺疏.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房玄龄 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增订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9.
[5]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