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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不偷》,讲的是一个小偷,聪明的小偷。这是我第一部完整的小说,9万字,写了半年,在加拿大上班没事的时候写的。在国外我看的东西太多了。写的时候,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有的人就说,语法都有点不像中国人的语法结构。因为我看中文书不多,文字上可能比较不一样。结构也不同。
石康就说我写得挺怪的。现在这本书会卖的怎样,我没太关心。我到西单书店看到石康的书在最明显的桌上铺得到处都是,而我的书挤在一个角落里。为了让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借石康的名出书,我还特意取了一个笔名:时间。再一个,我们俩的东西太不一样了。真正成长的岁月,跟他接触的不是特别多。一个是在外地上学,再就是懂事以后的生活都在国外,生活都不一样。这样一看,很难让人想到我们是兄妹。"
采访石坚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因为她的谈话是典型的西方风格,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我们一见面,她就爽快地说起来。说着,石坚笑了,以下,就是她讲述的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不喜欢拘束的人,我曾在美国呆了4年,在加拿大呆了3年。我的青春岁月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我写书可能是受了哥哥的影响。我哥哥叫石康。他特小的时候就开始写书。初中他写了一部小说,叫《灰眼睛》,我还替他抄了一遍。短篇小说,寄给一个杂志,可没几天就给退回来了。
我在上海上的大学。我当时去上海上学就是为了去上海看看。我那时候也开始写文章,只是个小爱好。我都不好意思,因为在石康面前。他总打击我,他觉得一个家庭不能出两个作家,因为这中间要承担的东西太多了。他希望我能够正常地上学,工作,结婚,我们家也需要这样的听话的孩子。
我爸妈也一直设想,我们应该是上北大清华的孩子,因为我们智商很高,但是石康就开了个坏头,考了个破学校,然后我也考上个破学校。我们俩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我们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没什么压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读完大学工作了近两年。第一个月工资才拿几百块钱。我好像从来没想过出国。好像命运让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情,能做的我就做,不能做的我就逃跑。出国前我在《音乐生活报》工作,一去时当记者,可是去了一个月以后就让我当编辑部主任。我的管理方式就是跟所有的人变成最好的朋友,然后大家就一起玩,去天津参加窦唯的演唱会。
那时候工作就是好玩。特别敬业。完全不是只为一份工作,就是喜欢,新鲜。《音乐生活报》在当时是特别年轻的报社,国内还没有那样的报社。一般报社都是一堆老头儿什么的,我们都是年轻人。白天疯狂地玩,玩上熬夜写稿子,有时候有点累,但是觉得很开心。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吧。
后来,因为爱情分分合合,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痛苦,父母看着挺难过的,说要不你就出国吧,换个环境可能更好一些。我什么准备都没有,没学习,没考托福,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想我这么聪明,还不3个月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呆了半年,天天学习,后来没钱了。我也觉得也不应该一直用父母的钱。一咬牙,就去打工了。应聘女服务员,人家一看我手,就知道我没干过,让我先到厨房当小工,切东西。左边是洋葱,右边是蒜,那刀有这么大个(两尺长)。我一边切,眼泪就哗哗哗往外流。
那时候英语特别差,听不懂课,就想放弃。老师特别好,说你上中班,还是听不懂,你还不如跟我的班,跟下去,慢慢就提高了。老外讲课特别有意思,慢慢地我就听懂了。
出国呆了一年,学计算机专业,因为要上硕士,就得补课。很吃力。多亏一个朋友说,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找不到工作的人,你可以学统计。我用了半年时间就把统计学下来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实我的理性思维没那么差。统计主要是平面几何和方法方面的东西。我学的还是应用,所以就好一点。后来没觉得怎么痛苦就找到工作了。
在国外的人都觉得我是奇迹。跟我一起工作的都是博士生,有的是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却跟我一样地工作。我算是中国人堆别年轻的。我们那个大药厂,那一层都没有亚洲人,就我一个。我们是在费城边上,亚洲人活动的场所不多,吃中餐都要开车45分钟去费城。我就呆在家里看录像,把旁边那家录像厅的录像都借过来看了。
在国外的业余生活没有什么意思,都是在户外。而且我住的地方也没什么中国人。我喜欢吃西餐,生活习惯后来就改到那边去了,就连写东西,当时没有中文软件,所有中文都是乱码,得到的资料都是英文的。其实我挺适合那样的文化。我觉得挺舒服的。但就是觉得没劲。因为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你没跟他们一起成长,所以就当你是他们的客人,只能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他们自己真正的生活不会让你接触到的。我变得特别郁闷,还曾在郁闷中写了一个英语小说。
实际上人生对我来说,就像我小说里写得那样。人吧,如果普通活着,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跟父母一样,就是重复别人的生活,那样就没任何意义。
来源:《活力派DOOR》
石坚 说
我是一个边缘人
―――我觉得自己不是特别纯粹,比如现在北京人说的笑话,我说不出来;西方人讲的那些笑话,我也不会讲。我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
来源:本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