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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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以来
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逐渐呈现产业化趋势
有人说，“中国智库已进入‘春天’”
中国智库“智”少“库”多
这是为何？
中国智库还存在哪些问题，又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
本期“名著访谈”栏目，为您推荐王文新作：《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
古今延承：
来自中国智库发展史的启示
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中国“智库热”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决策透明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力需要更多智力支持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没有“智库”或“思想库”特点的组织团体、制度安排也不断涌现。此前，有学者对中国智库的历史渊源进行初步阐述，我希望更为系统地对中国历史上传统智囊进行考察，剖析传统智库制度演变，分析现代智库发展进程，将传统智库与现代智库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对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几点启示。
古代传统智囊的历史考察
智囊，亦称为“谋士”、“智士”、“策士”、“计臣”、“门客”、“幕僚”、“幕友”、“师爷”、“权变之士”等，特指富有谋略专门出谋划策的人。智囊一词在古籍中早有记在，例如战国时秦国樗里子、西汉时的晁错、三国时期曹魏的桓范均被当世或后人称为“智囊”。《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在：“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言：“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南朝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引用的干宝《晋书》中也有“桓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的记载。唐朝的颜师古注释道：“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囊之盛物也。”这些著述都说明了智囊的内在含义和特点，即“以智辅政、以智启民”。
在中国历朝历代，贤明的帝王身边总是站着名扬后世的智囊谋士，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和变革之时，统治者们更加重视发挥智囊的作用。这些辅佐君王、匡时济世之贤才，活跃在社会变革、军事斗争乃至政权更迭之中，为维护国家统治、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的八世孔鲋曾如此评价：“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地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孔丛子・居卫》）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优秀智囊的此起披伏、代际相传，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抵御外敌入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数次高度评价智囊：“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史记・伍子胥列传》）。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和中央集团制度的不断加强，“作为决策者‘外脑’的智囊集团以不可阻遏的势头，日益发展和兴盛起来”，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君主选择辅助自己治理国家的智囊也是有标准的。《曾子》有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师者，学无前后，达者为师，意指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友者，人以群分，能力相当;徒者，从师学艺，能力弱于师。统治者们往往选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能力强的智囊。例如，汉高祖刘邦曾问群臣：“吾何以得天下？”群臣回答皆不得要领。刘邦遂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类特殊的“智囊”，他们几乎很少依附于或从属于任何组织机构，而是以个人形式，或坚持“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的宗旨，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墨子等人，以宣传自身的政治社会理想或主张为目的，想让决策者依据自己的理念进行决策;或秉承“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刘向《战国策・秦策一》）的信念，“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刘勰《文心雕龙》），参与或者影响决策者的重大决策。最知名的莫过于各个时代的纵横家，比如，战国的苏秦、张仪、公孙衍、鲁仲连，秦汉之交的蒯通，清末民初的王]、杨度。据《孟子・滕文公》的记载，孟子的弟子景春就曾感叹：“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除了古代君王决策者广泛招募智囊任务组件智囊集团外，许多负担重大任务的政府要员把试图组建幕僚群体。清人黄潜有言：“古人凡当一方面者，无不妙选幕僚，其作用有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资其见识以救匡疏失，丰其俸养，勿使去而为患。即论历代开府用人，其意义何莫非如是。”（《花随人圣庵摭忆》）在治世兴邦之际，智囊辅佐主官提供参谋咨询，弥补了主官治理经验和个人才干的不足;在乱世危难之时，智囊发挥出谋划策、匡时济世的作用，成为危难之后治理国家官员的重要来源。典型例子如战国四公子的门客和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幕府。
中古代智囊凭借自身才干，在群雄争霸、政权更迭、稳定时局、变法改革之时，为少数统治者以及各级决策者出谋划策，以实现治国安邦，强兵富民的目的。然而，传统智囊有其时代局限性，要依附于帝王或延请自己的朝廷要员。古人尤其是读书人、士大夫都有着“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观念，这也导致古代智囊具有极强的依附性，具有较少的独立性。同时，汇聚在统治者周围的智囊，往往不能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智囊团，只是根据个人生活经验和推理提供建议，而且影响决策的能力也受到专制制度、决策者素质、个人素质以及与决策者关系的制约。此外，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较为局限，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政治军事领域。
……
《财经界》：我们看到，您的书名为《伐谋》，“伐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最终定为《伐谋》？
王文：坦率地讲，这本书原来我打算将它命名为《智库秘籍》，当时出版社也很支持，但是我特别感谢一个朋友。他对我说，“这其实还是一个严肃读物，还是不要太追求发行和销量”。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如同我在这本《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中第二章写道，人大重阳在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咨政，每年我们都会得到大量高层决策者的批示与反馈;二是启民，我们平均每天在公开媒体发表3-5篇评论，每年出版20本著作;三是伐谋，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开展人文外交，为形塑全球对中国的积极认识作出智库贡献;四是孕才，推荐年轻人借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可用之才。不过，相比咨政、启民、孕才，中国智库的“伐谋”能力是相对最弱的，却又是人大重阳相对领先于多数中国同行的。这正是此书得名的重要原因。
当前，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传播美国价值。美国智库的这种战略传播能力是其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为美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在冷战中胜出立下“汗马功劳”，也为美国软力量长期领衔于全球提供智慧源泉。这种“伐谋”能力非常值得中国智库学习。
《财经界》：近年来，中国智库发展迅速，被认为进入了“春天”。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究竟如何？为何您认为当前有“智”少“库”多的现象？
王文：自2013年春季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的三年来，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各省领导均就“智库建设”陆续提出落实要求，中央各部委、省区及各大教育机构、研究部门在原有基础上整合或新创建的智库数以百计，一些民间组织和社会企业也参与到智库建设的大潮中。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中国智库的增量已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智库总量。从“量”上看，的确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也已被公认为“逐渐进入了春天”。但是，“春天”偶尔也有倒春寒。
智库行业不像GDP或军力，不能只关注总量。国际之间的单个智库比拼，不是比大小，也不是比人员多少，而是比研究团队的生产效率、思想产品的质量高低、日常运营的执行能力和优秀学者的长期培养。
这三四年来，我们很强调智库的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要向政府负责。从过去三年多的情况看，多数新创建的智库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整合，改革方案的讨论者、管理者往往要比改革践行者、研究者多，对机构设置的重视（如设立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等）程度也远大于对研究力量的扶持。从长远看，这虽是一种奠定智库基础的必要过程，但一些著名智库机构往往会出现“挂名理事”、“委员”过多的现象。其结果是，智库机构负责人通常把大量精力花在各类迎来送往的高层行政沟通上，真正执笔干活的往往是经验不足的年轻人。一位著名智库负责人曾感叹道：“现在的名家都忙着开会，讨论怎么做，真正去做事的人却是少数。”
所谓“开会”，就是出席各类研讨会、论坛和峰会。有位40岁出头的著名学者向笔者透露，忙的时候，一天竟要跑六七场活动。更糟糕的是，当下的各类会议很多都是因为参会者的“跑场”，使得会议流于形式，质量大打折扣。参会者做PPT的寥寥无几，递交论文的更是少之又少。多数演讲者泛泛而谈，观点与例证相互转述，从这个会场流入那个会场，很难见到像传统学者那样注重实地调研、数理统计、文字总结的扎实学风。久而久之，智库圈里变得有混浊不清，甚至鱼龙混杂。在会场通常能看到许多“院长”、“主任”、“首席专家”等新人物现身，有的甚至还是“没发表过正式论文，没有研究偏好，没有学术专长”的“新三无人员”。还有来自许多猎头公司、新注册企业、海外某机构的人士也常在各类会议上勤换名片，积攒人脉，混个脸熟。原本属于“高大上”的智库业变得门槛过低。
越来越多“非主流”、“非传统”研究人员的假如本应对原有智库界产生有益的补充，并加快传统智库机制的改革。然而，“新智库人”水平的参差不齐，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传统智库的改革保守花。无论是官方智库的改革，还是高校智库的整合，都没有呈现开放式、包容式的改革成效，既没有大范围吸纳社会上真正的“高人”，也未能出现在财务、人事、行政、国际交流上的实质性制度变革。
《财经界》：中国智库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王文：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问题意识不足、传播意识不足、运营能力不足。
问题意识不足。过多重复性建设，对新问题以及特点问题的关注不够。原因在于研究路径不恰当。传统的学术研究，是遵循“文献综述-文献梳理-问题形成”的方式来进行，但这一方式的问题在于，问题的发现是建立于前人的研究，而非基于显示出现的问题。当前，很多现实出现的问题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如果拘泥于前人的文献，那么很多研究就不具有前瞻性。我每天都会翻看学术刊物，一来是为汲取营养，二来在于看看现在已经研究的议题有哪些，我会避免重复研究。
传播意识不足。对比来看，国际交流中，很多美国学者都是带着文章去参与交流和会议，他们积极传播个人观点;外国文章的可阅读性强，通过造词来促进传播，如soft power。当前，中国学者很少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文章，很少有畅销国际的学术著作。中国智库对话与塑造能力还存在不足，因此，首先要重视文章的标题，让文章更易于传播。此外，要有底气让更多读者看到自己的观点。
运营能力不足。在美国的智库中，只有60%的人员是研究人员，另外40%是运营人员，负责会务财务、宣传、媒体、资金、营销、排版、网站、联络等。我认为，博士学位不是进入智库的唯一标准。在人大重阳，负责国际智库网络的是一位专科生，他只要负责录入Email，定期发动智库动态。因此，这样的工作不需要博士来做。中国智库至少存在三方面的运营能力不足：第一，专业化能力不足。智库里没有专业的人员去负责筹款、媒w、会务、传播、政府关系等工作，因此很多行政工作要研究员去兼任，导致研究员不专业。一般500-600人的会议，人大重阳只需要5个人来执行。第二，不够职业化。在欧美，智库都是采用聘用制，没有终身制度。他们年薪很高，但如果做得不好，随时解聘。可在中国，很多学者的待遇都是与官职挂钩。我遇到一些智库学者，他的名片上写着某某智库机构，括号正局待遇，括号主持工作……为什么智库学者要以行政级别来划分？学者为什么要级别？第三，智库产业运营能力不足。单从科研经费规模来看，美国排名前二十的智库每年的运营费用大约是4000万美元，其中兰德公司每年约3亿美元，布鲁金斯大约1亿美元。但在中国，中国社科院的运营费用（三公经费）是23亿人民币，大约是4亿美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每年只有3000万美元。中国第二大的智库，从科研经费运营能力来看，连美国的前二十都排不进。
《财经界》：您对中国智库的发展有哪些建议？
王文：首先要立足全球。站在全球领域来看，要少一些内部掐架，少一些文人相轻，多一些捧举。我们要有自信与国际顶尖智库比拼，要站在全球视野看待智库的发展。
其次，改进文风。加强自身产品的可传播率。智库内参，要避免学术报告把结论放在最后的模式，建议把精华结论放在开头。我们要在英文世界里争夺话语权，提高国际传播意识，下一批顶尖智库学者，一定是能够在国际上与别人平等对话的学者，现在国内外智库学者都处于更新换代的r期，但是新一代学者的代表作还比较少。
再次，自我改革。我们的智库学者需要有家国情怀，不要立足于做大官，要立足于做大事。当看到现实的不足时，应该想着去改变，而非抱怨。相信站在时代的前沿，只要努力，一定会有所回报。
《财经界》：在您的书中这样写到：“智库的‘伐谋’更像一种‘阳谋’，而不是‘阴谋’。”如何理解？
王文：智库“伐谋”比拼的是谁的思想更有说服力、解释力与传播力。它不是刀光剑影似的肉搏，却比刺刀更加残酷、更加具有破坏力，因为一旦一国智库的思想占上风，被“伐谋”的对象就会情不自禁地跟随、听从、模仿，甚至效忠，令伐谋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征服。
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都沉溺在智库学者佛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倡导中无法自拔，都深信本国的体制改革会沿着西方尤其是美国模式为样本的“华盛顿共识”的方向发展，纷纷推行经济私有化、政治选举化和治理市场化的国家转型，结果，大多数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家转型之路并不那么顺利，甚至出现社会秩序失控，经济增长动荡，政局更替频仍等现象，原因就在于受到西方智库思想的误导。
中国智库要学习西方智库善于讲故事、善于归纳总结、善于影响他人的优点，让中国经验更好地成为可供全球借鉴的中国方案。在全球对国家发展道路心存困惑的历史关头，中国智库能否提供思想公共产品，显得异常重要。这不只是有助于世界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中国，更将推动中国软实力在新时代的和平发展与提升。
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视为全球最有希望、市场潜力最大的今天，中国智库需要有足够的历史责任感与民族使命感，为提升国际经济治理水平、完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更科学、更可行性的中国方案，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营造良性的国际话语环境。而这些都是取决于中国智库的“伐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