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志气观”及其当代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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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志气观”是孟子精神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也是“大丈夫”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理解何为 “志”，何为“气”，以及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志气”的内涵。性善论、后天教化论为孟子“志气”的培养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志气”培养过程中，明确目标、挫折锻炼和道德实践作为“志气”培养的重要方法与途径值得重视。
关键词： 孟子 志气观 “大丈夫”
纵观古今，中国传统文化都重视人的道德和精神境界的培养与提升。孟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贡献颇多，令人铭记在心，广泛流传的当属他的精神境界说，即提出了培养“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这一理想人格的培养要求我们无论在何处境都应极力培育刚正不阿的正气和不屈不挠的骨气，坚持维护正义与真理。在孟子看来，培育和实现这一崇高人格理想的关键在于内心的修养，需要通过反求诸己、动心忍性、持志养气、意志磨炼、存心养性等途径予以落实。“志气观”作为孟子精神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以作为培养“大丈夫”理想人格的途径之一，又可以作为培养的终极目标即蕴含在“大丈夫”理想人格中的浩然正气。
一、“志气观”的基本释义
将“志”定义为志向在《毛诗序》序文之始就已提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孔子也把“志”看成是一种志向，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在《论语·学而》中也有阐述：“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此，仍可谓之志向，谓之意志亦能达其词，合其意。观其古用，无论是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到“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再到朱熹的“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这便是志”，对“志”的理解和使用都无大的分歧，一直到当代，我们对“志”的理解和使用基本上沿用了前人的译注。“志”作为一种远大志向亦能充分体现其所蕴含的崇高道德禀赋。孟子看来，看待“志”不应只看到“志”的外显部分，而要看到“志”最大的功能在于它可以作为内心活动的引导，是促使人保持积极向上精神面貌的一种内在驱动力，在此，我们谓之“心志”。
无论是《孟子》中提及的：“气者，体之充也”和诸葛亮《出师表》中的“恢弘志气”，还是《梅花岭记》中的“其气浩然”无一不在阐述气的存在性和凸显的价值。对于“气”之涵义的理解，有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气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人达到某种道德境界时的精神状态；另一类是指充溢四体并为心志所控制的情志之气和与此相关的勇气、气概之类的气。［1］冯友兰先生也将“气”理解成两种涵义：一种是指客观存在的一种物质，这是稷下黄老学派所谓的“气”；另一种指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2］两者的共通点在于都将气指向人达到某种道德境界时的精神状态，这也应是孟子对“气”的理解。
对于“志”、“气”关系说在不少古代著作中也有阐述。《养志法灵龟》中的“志气”关系类似于《孟子·公孙丑上》中的“持其志，无暴其气；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中的“志气”关系，言明了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孟子·公孙丑上》提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也；气次焉。”认为“志”和“气”应该同时拥有。然而“志”是核心，是主宰，是气的统帅，决定气之趋归的方向；意志之所以有力量，能发动人的行为，亦因为它与气本为一体而不可分。［3］故应二者兼顾。
当下，我们所认同，所要孜孜以求的“志气”应为何，依吾拙见，无论我们追求的是“志”抑或是“气”，再或是“志气”都不得不直接指向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的大丈夫人格。这一人格同时承载着至大至刚、集义而生、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
二、“志气观”的理论基础
（一）性善论：“志气”培养的基石。先秦时代，无论是何流派的理论家、教育家，其阐释自身观点的逻辑起点都应是他的人性论。关于人性论的探讨到了战国时期可谓高潮迭起。观点冲突最为突出的当属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且不去论断孰是孰非，缘起为何，但终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他们人性论观点的创设、阐述都应是为其自身的整个理论体系服务的。孟子“道性善”亦是如此。故此，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人人生而固有四种善端，即“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属性。这一阐述表现出他对人的内在本质的认识。四端，即人的道德的开端和人之所以向善的可能，［4］其中也伴随着朴素的平等思想，即“人人皆可为尧舜”。性善论的阐述有利于鼓舞人们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培养和提高自身的道德和精神境界，最终实现“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这一理论前提也同样适用于“志气”的培养。因为从宏观上分析，孟子的“志气观”只是其道德境界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性善论”的理论前提适用于道德境界说，所以也同样适用于后者。此外，从微观上看，“志气”本身具有道德禀赋，“志气”的培养显然是站在善端基础上对善端的进一步扩充，是实现“大丈夫”这一理想人格的必要途径。基于此，性善论作为“志气”培养的基石也有据可循。
（二）后天教化论：“志气”培养的方法。后天的道德教化和环境影响对培养人的德行，使其日臻完善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孟子的道德来源一直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作为前提性作用的善质，也就是业已提及的人之生而固有的道德善端，这些道德善端是最高道德目标实现的一个起点，或者仅为达到完美人格目标提供了一种可能。另一层含义旨在阐明道德是来源于后天的教化，环境的影响和个人本身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为，人在后天若不积极向善，则原初性的善质将会消失，人将沦为与禽兽无异。因此，唯有将这两层含义的内容统合在一起，才能构筑起完善的道德，善端是前提，后天教化起到扩充完善的作用。
“志气”作为完美道德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并非生而固有，是经过后天的道德磨炼，环境的影响和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慢慢习得的。正如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所阐述的那样：“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即浩然之气作为一种崇高的人生精神境界，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志”的内在驱动和后天教化对善端的进一步扩充才能够得以形成。故言，后天教化是“志气”培养的必由之路。
三、“志气”的当代培养
尽管孟子的理论建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未得以广泛传播，但其理想人格所展现出来的深厚底蕴伴随着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延续到当下，证明了其精神内涵的高深及其本人对理想人格孜孜不倦的追求得到了历代后人的肯定，他为后人培养刚正不阿、敢于追求、坚持真理、不屈不挠的气节作出了表率。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要从孟子的“志气观”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使之施益于当下人们的气节、人格培养，这应该也是孟子人格理论流传至今依然被广泛传颂的必然结果。
照孟轲所讲的“养浩然之气”的方法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了解一种义理，对己有确信，此可称为“明道”；一方面是常作他所认为是应该做的事，此可称为“集义”。［5］那么，明确目标、挫折锻炼和回归道德实践可作为配义与道的重要表现，在养浩然之气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明确目标乃“志气”培养的主观诉求。孟子“志气观”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志气”本身，而且体现于它对人格目标的确定上。这一表述缘起于综合历代大家们对“志气”的定义，从先秦儒家的孔子到南宋的朱熹再到清代的王夫之都将树立远大的志向作为“志气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此，我们将明确目标表述为“志气”培养的主观诉求也有据可循。古往今来，无论是君子的培养抑或是孟子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培养，再或是当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培养，都代表着一代人或几代人追求至高善的一种价值取向。这是一个总体培养目标，其本身并不具有道德内省和道德践行的作用。所以，“志气”培养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表述上，而应将“志气”培养的内容细化，制定必要的培养步骤，明确各阶段的培养目标，有了这些分段目标才能为“志气”的成功塑造提供必要的实施可能。
（二）挫折锻炼乃“志气”培养的重要实施方法。“志气”并非如人之四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一样生而固有，也“非义袭而取之”，而是“集义所生”，是通过后天义行的不断积累而成的。有“志气”者应为善养浩然之气者，浩然之气又乃大丈夫理想人格培养必备的内在要求。可见，培养“志气”之于培养大丈夫理想人格之重要性。因而，需要培养出一种能抵御“威武”、“富贵”、“贫贱”的大丈夫气节，挫折教育就是一个较好的实施方法。孟子在《孟子·告子下》中提出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挫折教育观点。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出，许多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着意志力薄弱、责任感不强、自信心不足等现象，更有甚者在遭受一点小挫折之后便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给家庭、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孟子秉持的“志气”是结合远大志向、至大至刚的意志力于一体的内在精神修养，具有这一品质的人在遭遇失意与困难之时应是以一种坦然、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予以面对。因此，要培养刚正不阿的气节和傲骨，挫折教育须先行。
（三）回归道德实践乃“志气”培养的最终归宿。孟子心中的“志气”乃是高于一般道德的人生道德精神境界，正如他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所写，是一种“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仁义正气。这无不是在强调人的内在修炼，但“志气”仅仅停留在内省或是内在启发上是远远不够的，也不符合“志气”培养的初衷。因此，我们要竭力为之付诸行动的是将我们的德性转化为德行，也就是将道德信念运用到道德实践当中，在实践中展现精神风貌。基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人的一生的考量，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将会面对许多诱惑，遭遇诸多不幸，陷入无数困境，但如何在这些状况下依然保持“志”的不变，仍能坚持真理、忠于理想，秉持着浩然之气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志气”唯有回归道德实践，才能真正彰显高尚精神境界所蕴含的傲骨与正气。
参考文献：
［1］白奚. 稷下学研究［M］. 北京：三联书店，1998：166.
［2］［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381，381-382.
［3］李景林. 教养的本源［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274.
［4］刘鄂培. 孟子大传［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