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重镇形成的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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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的黄州府科甲鼎盛，教育发达，著作浩繁，著名小说与黄州府结缘，思想学术领一时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与李贽在黄安、麻城的惊世骇俗之论是明代科技与人文的双子星座，黄州府成为湖北的人文重镇。这种人文气象的形成是地缘政治、历史积淀、经济发展、教育以及结社讲学之风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黄州府；人文重镇；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106-08

清代道光朝著名文臣、两江总督、湖南人陶澍说：“汉魏以来，襄、郑一带衣冠极盛，近则文风首推武、汉、黄三属，而安陆、荆州、德安、沔阳次之，襄阳远不逮矣。”陶公目光犀利，所论湖北人文的发展大势不差，只不过他所说的“近”不够明确，是宋、元，还是明、清？尤其是把“武昌府”、“汉阳府”排在“黄州府”之前。不知出自何种标准？若论朱明王朝，则黄州府的人口数、进士人数、书院数以及《湖北艺文志》及其《补遗》中的著作人数等各项指标均居湖北省第一位，尤其是明代黄州府弦歌不绝，一流大师云集，思想学术领一时之。黄州府并非湖北的中心城市，在明代却成为湖北的人文重镇，对这种人文气象形成的文化生态的探讨，无论是对区域文化史的研究还是对当下的文化建设都意义重大。

一、明代黄州府的人文气象略探

明代的湖北是继先秦、两汉三国之后人文历史的又一高峰，故汉阳徐澄宇为《湖北诗征征诗启》云：“朱明代兴，文风大振。诗言四派，楚居其三。”荆州、襄阳和黄州府曾经是湖北人文发展史上的三大重镇。具体而言：“春秋战国时代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荆州附近的郢。……从汉代开始，襄阳渐有取代荆州成为湖北重心之势。……从明代开始，湖北的经济和文化就进入了‘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时代。武汉周围的黄州府、武昌府、汉阳府，无论就学校数、科举考试中式人数，还是所出文化名人数，都高于省内其他地区；荆州府、襄阳府在省内仍属发达地区，但其领先和重心的地位已经丧失，退居到次要地位。”据张建民研究，“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县科举进士总计达11 19人。全省八个府中，以黄州府中进士人数最多，达321人；其次为武昌府232人：荆州府190人；承天府147人；德安府108人；襄阳府68人；汉阳府43人；郧阳府10人。”

如果说科举最高级别的进士还不能完全代表人才的话，那么作为文化化石的古籍和文化结晶体的著作是有说服力的。据《湖北艺文志》及其《补遗》中的《湖北古代著述人物表》统计，有明一代可考的湖北各州府的著作数量为：黄州府406人，武昌府185人，荆州府164人，德安府90人，直隶安陆州75人，直隶沔阳州51人，汉阳府42人，襄阳府33人，郧阳府7人。故嘉靖乙未进士王廷瞻在《黄州府志后序》中说：“夫黄，在楚称巨郡。而文献尤甲诸郡。”又说：“黄既为楚巨郡，声名文物，又与海内大区相比数。”声名文物之盛又以思想学术为标高，“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文艺思想、科技思想以及社会风尚等精神文化的诸多侧面，往往杂糅于学术著作之中，因此，我们把思想学术史作为狭义文化史的主干看待”。而哲学又执思想学术之牛耳，“宋明哲学有三个里程碑，分别以‘天理’、‘良知’、‘童心’为最高范畴，而以‘童心’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正是李贽的创造。”而成就李贽的正是黄州府的山水与人文，“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一个外乡人客居黄安、麻城达十七、八年之久，其间以开风气之先“必自楚人始”自信的公安三袁、状元焦竑、汪可受、周柳塘等纷纷前往麻城，砥砺学问，激扬文字，黄州府成为人文荟萃之中心，李贽与耿定向的每一次论争，朝野侧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与李贽在黄安、麻城的惊世骇俗之论是明代科技与人文的双子星座。

二、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文化生态根基

（一）湖广行省地缘政治结构的流变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日：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这是清人顾祖禹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论述湖广之形胜，但巧合的是荆州、襄阳、武昌历史上都曾经是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与地缘政治结构关系紧密，“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来说，地缘政治结构是受地方行政制度与自然环境双重约束下所形成的区域空间结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从西周到北宋，中国的中央政府主要建在北方，都城主要在西安一洛阳一开封一线，荆州和襄阳得此地缘之利，“盖天下之形势视建都者为推移，藩屏之疏密视建都之向背何如耳”。故江陵和襄阳在元代以前曾是湖北的行政中心，宋代以后鄂州（今武昌）地位上升，成为湖北的重心，但其行政中心的地位并未确立。到了元代鄂州成为湖广行省的治所，鄂州才全面确立大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1281年，原来迁移至湖南潭州的湖广行省治所又迁回鄂州，于是鄂州正式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改鄂州路为武昌路，后又改为武昌府。这样自楚昭王十一年冬（公元前505年）起，郢（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被称为江陵）作为楚国都城，在近一千八百年的时间里，湖北的行政中心在江陵和襄阳，黄州府远离湖北的行政中心。宋元之世，蕲、黄二州分治，宋代蕲州、黄州属淮南西路，其治所在寿州，今安徽凤台；元代蕲州路、黄州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其治所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宋元二世蕲黄均处于所在省的偏远地带，远离其行政中心，故王葆心说：“宋、元之交。吾蕲黄以边傲，文化榛芜。”

朱明代兴，湖广进入了“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时代，武昌成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州府毗邻武昌，一变其两千年来的不利地位，获得区位优势。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政府将蕲州归属黄州府，实现了“蕲黄合一”。标志着自东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以来近千年两州分治局面的结束。受此地缘政治和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黄州府文化勃兴。从先秦至清康熙之世，黄州府古籍见之于《四库全书》的有40人的著作，其中最早的在唐代，乃贞元间蕲州人卢储，绝句两首；宋代有7人；其余均为明清之人，且有明一代共23人，尤其是出现了享誉全国的一流大学者，如医药学家李时珍，理学家顾问、顾阙，竟陵派代表作家刘侗等。哲学大师黄冈人熊十力在《问津学会启》中总结道：“有明心学之兴，黄冈郭氏、黄安耿氏、蕲春顾氏，并为荆楚大师。”又据《湖北历史人物词典》记载，宋元之世，黄州府人物占全省12%，而明、清、民国之世则分别占30%、36%、34%。足见地缘政治与行政区划的产生对区域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

（二）历史积淀是文化复兴的基石

王葆心在总结明代黄州府麻城县的科举之盛时说：“大抵人文科目、衣冠之兴衰。存乎一时之风气，如齐、鲁，如洛、闽，皆以地望表学术：次则捂绅科第，亦乘地望。”又说：“故风气之开，必积久乃成，成后亦可积久不灭；其灭也，必有种种摧败之方”。这说明人文重镇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必积久乃成，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事求是的说，黄州府历史上的居民多为少数民族。远古时期，三苗是也；夏商周时期，越楚争锋；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五水蛮强大滋生。相对而言蛮民文明进化较迟，故鄂东地域民风彪悍，而学风稀薄。晚唐大诗人杜牧为黄州刺史时尚感叹：“黄境邻蔡，治出武夫，近五十年，令行一切，后有文吏，未尽削除。”蕲黄二州为隋伐陈的主战场。对结束天下分裂的局面起了重大作用。伴随着隋文帝平定南陈，居住在蕲黄二州地域的五水蛮同化进程加快，“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在同化的过程中，蕲黄二州地域的民情风俗在悄悄发生改变，蕲春“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以平陈为界，蕲黄二州风俗大变，实乃文治教化之功。隋唐之世，天下重归一统，强大的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文化，至杜牧为黄州刺史时，蕲黄二州地域已没有汉、蛮之别了，“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古有遗风，今尽华俗。”自杜牧守黄州，天地灵气，气节文章开始照临本邦，诚如陆游云：“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谪居，遂为名邦。”自唐历宋而至明，名儒硕彦，文采风流。道光癸卯举人、刑部郎中邓琛在《光绪黄州府志序》中总结道：“自宋王元之、苏子瞻二公气节文章照临此邦，山川亦勃发其清淑之气，笃生俊哲。自是以还，理学名儒，文采经济，史不绝书。见于明史者五十三人，文物声名，遂为楚中之冠。”由此可见，杜牧、王禹傅和坡三位客籍名宦是黄州文化的播种者、传承者和奠基者。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二十三日，杜牧从京城由比部员外郎外放黄州，直至会昌四年（844年）九月离任。明弘治十四年《黄州府志》卷5载：“杜牧，大和间为黄州刺史。有才名，多奇节，吏民怀服之。有诗见艺文。”杜牧守黄州乃黄州之幸。人民之福。当时的黄州还只是一个“户不满三万，税钱才三万贯”的下等州。杜牧出生于关中大族、文化世家，其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政治家和学者，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先后任三朝宰相，作为文化世家的传人，杜牧曾自豪的说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杜牧本人才华横溢，其诗与李商隐并成为“小李杜”，尤以“七绝”见长。其作于黄州任上的怀古咏史诗《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不仅开创了咏黄州赤壁之先河，而且给黄州赤壁注入金石之声。堂堂剑气，一扫晚唐诗风的靡靡之音，绮靡之气，在俊拔峭健之中，不失风华流美之致，其豪情与才气挥洒在黄州的山水之间。让黄州吏民怀服的不仅仅是诗文，而且还有一个为政者的人格魅力，“今者蒙恩，擢授刺史，专断刑罚，施行诏条，政之善恶，唯臣所系”。作为一个文化巨子，杜牧对推行文治教化表现了高度的自信与自觉，“止一县宰，独能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废鞭笞责削之文，用忠恕抚字之道，百里之内，勃生古风。”在某种意义上，杜牧是黄州文化的播种者，因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落后地区的发展则更加与某些杰出人物密切相关。唐代江南、岭南等一些文化后发地区，其文化发展主要依靠先进文化的持续输入。文化输入的途径，除了民间的渠道之外，官方教化则更为重要。”圆

如果说杜牧来黄州是自我放逐的话，王禹傅则是被动选择，所幸的是他“不以谪为患”，而是把自己融进黄州雄奇的山川之中，“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从而开创了中国贬谪文学的新纪元，一种“忘却忧患得失的超迈人生态度”，表现出“劲健高旷”的旷达情怀，诚如作者自己所说“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听泉》）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情怀，屡遭贬谪却愈挫愈奋的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对黄州士人的精神世界影响巨大。

王禹偁可以说是黄州文化的传承者，作为宋初散新的先导者，他在《送孙何序》中说：“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主张文章：“传道而明心。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明确提出要以韩愈为师，强调以学问入文，文章以气为助，这是宋代诗新理论的先声。这些文章革新理论，直到咸平二年（999年）三月二十七日赴黄州就任刺史以后，通过自己的诗文创作得以实现，尤以《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传诵千古，既有古文的畅达疏朗之美，又不失骈体的对称与铿锵。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影响巨大。从对黄州学子的影响来看，更是不可估量，王禹偁不仅把当时最新的诗新理论带到黄州，而且通过诗文创作为黄州学子提供了学习的样板。不仅如此，王禹偁冒着触犯神灵的风险，重修文宣王庙，在黄州人民的心中重建精神的殿堂，黄州学子终于有了自己学习的场所，对推动黄州的文教事业功德无量。然天妒英才，成平四年（1001年）王禹偁改任蕲州刺史月余就“托体同山阿”，卒年48岁。“子规啼月小楼西”，他的精魂与功业永远留在黄州，他也赢得“王黄州”之誉，个中缘由，诚如苏轼所说“夫贤人君子，天之所以遗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黄人独私以为宠，岂其尊德乐道，独异于他邦也欤？抑二公与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为郡守，有德于民，民怀之不忘也固宜”。

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坡正是赵宋文化的集中代表者，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浪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能多见的。”坡是黄州文化的奠基者，他对黄州人文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具体而言，一是自苏子瞻谪居黄州，宋代一流文人和学者云集黄州，如唐宋家之一的苏辙，江西诗派鼻祖的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柯山张耒。二是黄州本土文人学者第一次崛起，“近世以诗得名，自言傅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就籍贯而言，江西籍十一人，居第一，湖北籍六人，居第二，而这六人中五人是黄州府，即潘大临、潘大观、夏倪、林敏功、林敏修。三是大大普及了儒佛道三教文化，黄州人下层人士之中创造性人才井喷。东坡是文化的化身，佛心道骨，兼儒家济世之志，在黄州的山水间一路行来一路歌，与各色人等交朋友，尤其是与黄州下层人士的交往，大大触发了这些“身为下贱”之人的创造之光，“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名医庞安常就是其中之人。庞安常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文化修养极高，颖悟异常，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日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不书数字，辄深了人意。予戏之曰：‘予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又如江西诗派骨干成员，黄州诗人潘大临，隐居武昌樊口，沽酒为生，东坡居黄，收为门人，与东坡诗酒唱和，一日诗人谢无逸寄信潘大临，索其新作，大临回复道：“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异人并不一定是身居高位之人，但往往是创造性人才，是人间难得之士。四是创造了精彩纷呈的“黄州赤壁文化”，正如鄂东文史专家余彦文先生在《黄州赤壁文化》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黄州赤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雅文化的典范，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的精华。”自东坡以后，黄州赤壁由“周郎赤壁”向“东坡赤壁”的转变，实现了“周郎事功”向“东坡文章”的飞跃。

经历唐宋元三世之积淀，至朱明之世，黄州府文化世家大兴，这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大兴之标志。据《中国文化世家·荆楚卷》统计，湖北湖南有74家“文化世家”，其中湖北省有32家，而黄州府有15家，居第一，而这15家中，除了黄冈潘氏世家是宋代以外，其余十四家均为明清以后。明代黄州府著名的文化世家有蕲州的顾（顾问、顾阙）、冯（冯天驭）、郝（郝守正）、李（时珍）蕲州四大家和黄安一麻城的耿、梅、刘、李、田五大名门望族。关于文化世家对学术文化的促进作用，陈寅恪先生曾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诚哉，斯言！李时珍在医学上所取得伟大成就，个中原因多多。但家学传承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蕲州李时珍家族四代行医。其父李言闻自幼饱读诗书，文化功底深厚，中过秀才。李时珍本来按照家族意愿走科举仕途之路，自幼发奋苦读，“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然两次举人考试败北，“诗人不幸医家幸”，从此“李言闻的诊所是李时珍的课堂和实习基地；李言闻的药园是李时珍的实验室；李言闻的著作是李时珍的必备教材；李言闻藏书、与李言闻友善的其他书香门第藏书，是李时珍的图书馆；李言闻、与李言闻相知的饱学之土（如顾问、王世贞）是李时珍的老师和益友。天才成长的这种环境。是李言闻一手营造的。”

（三）经济勃兴是人文重镇形成的基础

“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描述的是宋元时期长江下游之江、浙两省成为国家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揭示了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宋元之世，东南之长江下游平原关乎国家命脉，“粮安则天下安”，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及至明清之世，则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由“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虽不能说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在经济地位上超过了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但至少可以说明两湖平原在明清之世取代太湖平原成为国家粮食主产区和国家商品粮基地，顺利接过江浙的产业转移，湖北自春秋战国的楚国之后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战略机遇期，“通常的看法认为，战国以后的两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在中国社会经济天平上无足轻重，唐人即有‘扬一益二’之说。这种陈陈相因的观念，导致后人对湖区平原社会经济研究的误区：偏重于长江下游太湖平原和长江上游成都平原，而对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则相对冷落。”

地缘政治和交通条件也是影响两湖经济在全国地位的重要因素。湖北承北启南，联东袂西，处天下之要冲，境内交通线路纵横交错，其中全国通大动脉有两条，其一是经荆州襄阳纵贯南北，其二是沿长江横通东西，故东晋习凿齿说：“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自春秋战国至六朝，湖北境内的南北交通干线居主导地位，隋唐以后，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宋元之世，长江下游之江浙两省成为全国富裕之地，京师供给主要通过大运河，湖北被甩在这条大动脉之外。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沉睡千年之后，到明中叶而大放异彩，其标志是“湖广熟，天下足”和汉口的兴盛，这两者之间又互为因果：

中国之地，四通八达，莫若楚也。楚固泽国，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郡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其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

这里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诸如两湖土地广袤而肥沃，湖泊众多，双季稻盛行，大量商品粮外输，交通便利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量粮食的剩余和交通便利。而交通之便利得益于汉口码头的兴盛：

明成化初，水通前道，故河遂淤。于是汉口有兴机矣。盖汉口初一芦洲耳，洪武间，未有民居。至天顺间，始有民入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张添爵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物六百五十一间。汉口渐盛，因有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

巧合的是“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民谣最早见于弘治年间进士湖南郴州人何孟春的《余冬序录》：“今两畿外，郡县分隶于十三省，而湖藩辖府十四、州十七、县一百四，其地视诸省为最巨，其郡县赋额，视江南、西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又据张国雄的研究，“湖广熟，天下足”之“湖广”主要由“江汉一洞庭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即鄂东南、鄂东北）、湘中丘陵盆地组成。他们不单是几个自然地理区，而且也是两湖粮食生产最发达的农业经济区。”而黄州府之黄冈、蕲水、蕲州、广济、黄梅、黄陂之沿江平原均在此经济发达之域。

地处鄂东的黄州府，北倚大别，南带长江，东吐鄱阳，西吞云梦，中由“五水”水系把东北部山区、中部丘陵、西南部平原分割成众多条块，数以千计的天然湖泊人工湖点缀其间。且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湿，雨热同期，物产丰富。万历《黄冈县志》云：“黄邑南介薮泽，有鱼稻之利；东凭高埠以利麻桑；西临平川以利棉花。俯视仰给，喜喜自足。”明中期的黄州府不仅水稻种植业发达，经济作物麻桑和棉花种植甚广，渔业、纺织业发达。

根据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无论《大明一统志》还是《读史方舆纪要》，明中叶时，黄州府的人口为湖广之冠。肇始于北宋，历南宋和元末的两个小高潮，至明洪武年间形成高峰的“江西填湖广”移民潮大大促进了黄州府的开发，随着水利的兴修和垸田技术的推广，至万历年间，黄州府“野无遗土”了。在赋税方面，早在明朝初年的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根据税粮的多少，将全国的府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20担以上者为上府，黄州府为上等州府，可见黄州府在明朝初年就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这种经济的发展体现在文化上就是黄州府进士的人数在湖北的所有州府中居第一位，达321人；就时间而言，明朝前期进士人数45人，后期276人，这种变化也与黄州府前后期经济发展程度相颉颃。现根据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的统计列表如下：

（四）丰厚的教育文化资源是人文重镇形成最直接的原因

明末崇祯年间人陶晋英居武昌有年，长期在湖南湖北间寻山问水，探寻古迹，其所著《楚书》云：“蕲黄之间，近日人文飙升泉涌。然士风与古渐远，好习传奇，以旷达为高，绳墨为耻，盖有东晋之风焉。盖其一段精光，亦自铲埋不得。勿论士大夫，即女郎多能诗文者，如周元孚、董夫人辈。”明代的黄州府人文飙升泉涌，这种人文气象的出现与黄州府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息息相关，正如宋人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所说：“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明代黄州府的学校教育包括官学和私学，且明初政府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思想控制，推行以官学为主的文教政策。早在洪武二年十月，朱元璋就谕中书省臣：“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明政府立国子监于南北两处，又令郡县皆立学校，在各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以至出现“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生员虽定数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朱元璋还大力提倡兴办社学。将社学纳入官学体系，“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自杜牧王禹偁守黄州，黄州府历代政绩卓著之官员无不与办教育相关联，正如明代《黄冈重修学记》载：“学校之兴有资于守令，旧矣。文翁之在蜀郡，范纯仁之在襄邑，皆以能兴学校，崇教化，致民俗，丕变故，声誉显于当时，名闻昭于后世，有不可及也。盖学校风化之源，三纲五常之道，由是而后明；诗书礼乐之教，由是而后行；风俗由是而变：人才由是而出。”地方官员以兴教育为己任。也是黄州府教育发达之原因。在最高统治者的鼓动和地方官员的推动下，明初黄州府官学发达。

私学的主要形式是私塾，在黄州府广大的农村私塾占有绝对地位，是黄州府教育的根基。从私塾的设塾方式来看，有族塾（族馆）、公延馆、专延馆、门馆等；从学生的程度而言，又可分为蒙馆和经馆。但无论哪一种形式，教育经费是发展教育的前提条件。明代黄州府的私塾教育经费主要是通过兴办义庄（义学）和士绅商人捐赠来筹措。明代黄州府的各宗族大多是移民家族，各宗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积极鼓励子弟读书出仕，许多族谱中明确规定，凡不读书、不习礼者，不得参与祭祖：凡科考中式者则给予丰厚的奖励。如蕲春童家畈《童氏宗谱·奖贤》中就规定：“欲振家庭，端培士气，如有人泮给花红三十两。”为了确保教育经费，有的家族甚至把庙产收益也作为兴学之资，如黄冈《谢氏宗谱》卷首下《能跃公传》：“助理宗从，重新古灵梵刹，虽重在供佛，而实则为阖族弟子读书计，故其规模皆校塾也。”在明清时代，皇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宗族之义学对于普及农村教育。确保寒门俊秀之士子完成学业，进而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实现社会的正常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明代的学校教育均沦为科举的附庸，科举这种曾经的先进文官选拔制度日渐成为笼牢人才的桎梏，“举天下而为十八房之读。读之三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危，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进而愤然曰：“八股之害等于焚坑，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面对科举的腐败，而官学和私学又成为科举的附庸，一批有识之士为天下计，纷纷恢复或创建书院，重新倡导讲学之风，首倡者乃著名学者王阳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王阳明主讲白鹿洞书院，黄冈郭氏宗族七世孙郭庆从王阳明学，据《黄冈县志》卷8《人物志·儒林》载：“闻王守仁讲学，徒步往从之三年，得其说。”耿定向亦称赞郭庆说：“为举人时，从文成王（即王阳明）游最久，文成念其笃实，常延为馆师，其所提训者甚悉，具录文成集中。”黄州府毗邻江西九江郡，王学浸染颇深，受此影响，明中叶后书院大兴，其书院总数居湖北全省之冠，现根据蔡志荣《明清湖北书院研究》列表如下（见下页）：

从上表可知，黄州府的书院数在湖北省占第一位与黄州府的进士数一致，也与黄州府在明代前后期进士数同步调，以此观之，教育对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明正德（1506-1521年）以后，黄州府的名儒硕彦以书院为阵地，大兴讲学之风。著名理学家、户部尚书黄安人耿定向辞官归隐后。在家乡黄安筑天台书院，主讲程朱理学，名动一时，状元焦竑在《天台书院记》中说：“天台先生崛起楚之黄安，推明孔、颜、周、陆之学，与乡人肆习之，从游者履恒满户外”。耿定向与其弟定力、定理以及周思久、周思敬二人在黄安一麻城一带形成黄州府西北部讲学中心。与此同时，以蕲州人理学家顾问、顾阙两兄弟和黄梅人瞿九思，以崇正书院、阳明书院、江汉书院为中心开展活动，形成了以蕲春一黄梅一广济为中心的东南部讲学中心。这两大学术中心的形成，促进了各个学派之间相互砥砺学问，问难答辩。也吸引了全国一流学者、文人加入其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曾任职于蕲州荆王府，其职务为“荆府纪善”，细细品读《西游记》，就会发现《西游记》中的有些城池物象、地名风俗、方言俚语与蕲州风土人情有相似之处，特别是“《西游记》第八十八回、第八十九回关于玉华王府的章节，则是以荆王府为原型进行创造的。”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应黄安、麻城名士之邀先后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两次到黄安、麻城讲学，主讲《春秋》，深得学子欢迎。此外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黄州赤壁、麻城藏书家刘承禧与《金瓶梅》的传播与刊刻、李贽在黄安、麻城对《水浒传》的评点及其《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全卷》传世，足见明代黄州府人文气象峥嵘。

在这些客籍文化名人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李贽。李贽于万历九年（1581年）卸任云南姚安知府投奔黄安三耿，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被迫离开麻城，在这长达十七、八年的时间里专心在黄安、麻城讲学著述，其《焚书》、《藏书》均在麻城完成。而李贽与耿定向的每一次论争，朝野侧目，天下耸动。关于李贽与耿定向的论争，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精彩的记述：“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论学，柳塘谓：‘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楚倥诮柳塘曰：‘拆篱放犬。”’一般的观点认为，耿定向重名教而与主流社会思想相合，而李贽重性情而与主流社会相悖。其实李贽与耿定向思想的差异与冲突原因不止如此。先哲与时贤著述颇丰，本文不再赘述。但李贽作为一个“未能超脱传统的反传统”的晚明思想家与“维护纲常却对嘉靖以后‘世风日偷’持批评而欲‘陈先进懿行以救时弊”’的理学家耿定向的争论对黄州府的学风与文风甚至对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影响巨大，正如湖北宿儒甘鹏云所说：

有明一代，讲学之风最盛，大都宗主白、甘泉、阳明三家。就湖北言之，李承箕、李承芳、吴廷举、朱伯骥、曹磷，源于白沙者也。何迁、余胤绪、袁国臣源于甘泉，则白沙之再传也。蕲州二顾、黄安三耿，源于阳明者也。唐希皋师事钱德洪，张绪师事邹守益。刘承烈师事耿天台，则阳明之再传也。李若愚师事张甄山，则阳明之三传也。

这段话充分揭示了黄州学术思想与阳明学派之渊源，黄州学术思想在湖北的地位。而学术思想的传承、传播与兴盛，讲学之风功莫大焉！哲学大师熊十力在《问津学会启》中深刻阐述道：“尚考先贤学术，宗趣互殊，各有独到，如五音辐辏，异曲同工；八宝庄严，仙佛齐现，亦可谓大观矣。今夫天，日月星辰昼夜迭运，大地山川草木，众象森罗，唯其并育并行，所以不相悖害。学派之纷歧，亦若是焉已耳。自清虏严讲学结社之禁。而学术式微，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蕲黄尤甚，故先哲流风，亦以莫为显扬，而日就澌灭。前贤之遗泽既斩，后嗣之趋向益迷。”熊先生此论，大气磅礴，目光如炬，深刻揭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繁荣学术思想的巨大作用，一旦思想禁锢，讲学之风禁，则学术榛芜，同时也揭示了清代蕲黄乃至湖北学者无闻的原因。今天读来，犹有“振聋发聩”之感和“如芒在背”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