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痴情方许说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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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派归源，可以说周先生的红学研究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学术实现。那么这种中华文化的精义又是什么？这种‘中华文化的异彩’就是‘正邪两赋’，就是‘痴’。而周先生的红学研究，也正好十分有趣地体现了这种‘痴’，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锋镝犹加，痴情未已’。有了这种‘痴’，才一往情深，才无怨无悔，才生慧心，具慧眼，成慧业，造就出了一代红学大师。”2001年10月18日，梁归智为周汝昌的著作《红楼小讲》撰写序言，以这一段话做结束语。今年，梁先生又在《红学：周汝昌留下了什么？我们继承什么？》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段话。

周汝昌先生1918年生于天津，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他是我国最负盛名的红学家，也是资深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有6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2012年5月31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一生做曹雪芹的“神瑛侍者”

周汝昌先生凌晨在睡梦中平静离世。那天，梁归智接到一些红迷的电话，求证消息的真实性，他赶忙发手机信息给周汝昌之子周建临询问，在证实了这一消息后，悲恸不已，当晚在博客上录入一联史湘云《对菊》中的诗句：“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为周先生送行。翌日，又作了一首七言律诗，表达对周汝老的深切怀念：“白玉楼成帝驰召，惊飞梦笔海棠夭。功奇探佚君知我，业在尊红犬辨貂。凤羽明朝惜美剑，龙吟子夜悟韶箫。葬花芒种真缘巧？仰首双星万古骄！”他让在北京工作的儿子送去花篮，上面的挽联写的就是博客上那两句史湘云的诗句，这里的“傲世”和“知音”，既指周汝昌对曹雪芹的崇拜，也双关梁归智对周老的知己之感。

1980年，梁归智还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时，即撰写了一篇论文《史湘云嫁贾宝玉说》。他怀着对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崇敬之情，把论文寄给周先生，由于地址不明，经过两次投递的曲折，费时两个多月，文章才到达周汝昌手中。正当梁归智翘首期盼之际，周汝昌先生的回信飘然而至——“拆阅时心情十分激动，尤其读到信中‘见所论，不胜欣喜。我们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这些话语，更是大喜过望。待到喜悦之心潮趋于平静，才再细细揣摩信中另一些话：‘事忙不堪言，又目坏已甚，困难很大’而仍然‘尽可能地尽先粗阅了一下’，‘个别处，论证似嫌简略，但好处是要言不烦’……”很长时间过去了，梁归智对于第一次收到周先生信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作为一个刚从十余年的人间炼狱挣扎奋头出来（1966年，爆发，正在上高中的梁归智成为千千万万上山下乡中的一员。直到恢复高考，考入山西大学读研）正在求学读书的研究生来说，得到一位著名老专家这样一封意殷殷语谆谆的信，确实是获得了一种精神动力。思绪本已是春蚕破茧丝丝抽动，这一下更如放开了大闸，鞭策了骏马，一头扎进探讨《红楼梦》八十回后佚文的研究之中，焚膏继晷地干起来。论文一篇篇写出来，又一篇篇寄出去，周先生的‘鸿雁’也一封封地飞过来。从第二封信起，对我的称谓已经从第一封的连姓带名称‘同志’改为只书名而称‘学友’。”在《周汝昌红学五十年》这篇文章中，梁归智写下了彼时激动的心情。很快，周先生的第二封信又接踵而来。二人从此鱼雁不断，持续多年，互相交流讨论，切磋红学，“检点箧中各种简札，周汝昌先生的信独多，已有七八十封之数，超过了任何一位师友来鸿。”

梁归智曾这样记述和周汝昌的首次拜谒：“第一次见周先生，乃1981年夏秋之际去北京，专程到周府拜谒，幸遇邓庆佑先生，相谈甚欢，始知周宅在南竹竿胡同某号。邓先生且送余出王府大门，为指明路向焉。南竹竿胡同113号，见周先生正于廊下负暄执卷坐读也。”

梁归智记得很清楚：时间已到午后，周先生坐在古色古香的居室门外花廊下，坐着凿花雕空的仿古式高瓷凳，旁边是瓷桌，手执一卷线装书，正凝神阅读，那形象颇有一点古代书生的风范。梁归智说自己“生性比较拘谨，初见周先生当然也是‘执弟子礼’的，不可能过分‘脱略形迹’，记得带了一瓶山西的酒去”。

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的讨论会，梁归智受邀参加，第二次见到了周先生。“那一次参观大行宫小学——曹家西园遗址，宋谋瑒先生在现场拾了一块老砖给周先生带回了北京，周、宋两先生都写了诗，记得周先生有一句诗是‘残砖一片君能惠’”。会议结束后梁归智写了一组七言绝句寄给周先生，其中两句是“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

此后是更频繁的书信往来。其中有一封，梁归智认为颇具有代表性。现摘录段落如下：

今日原是到一处饭店开《红楼》学刊之编委会，因身体未全复，发完了言也不愿去享大餐，就告辞回“府”了。加上下午会客人费精神……但还不顾疲乏地、艰难地阅读了你的论文。这是傻事，也是痴情。平生不自“爱惜”精力，不知“保养”如此。

论文好极了，我说不尽的高兴。我多年内心有此愿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讲一讲这个重大课题。但有心无力。去年“学刊”索稿，我仅能从“妇女观”的角度来衡量原著与续书，写成一文。那实在浅多了。今睹新作，无比快慰，今夜恐又应喜而不寐。从今日一般水平说，有些同志读了也未必“震动”。曲高和寡，自古为然，虽不免增叹，然亦不必担忧。天下士，高具眼者又何限，……但我说的“和寡”，是指“现有的”红界中人耳。俟稍强，或当以诗题之。

这封写于1984年2月24夜的信，梁归智说颇有典型意义，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出周先生好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考证派’，而是对理论思维极富兴趣和敏感，深知理论思辨在红学研究中非常重要，也是解决‘根本的问题’的。第二，他对于真正有水平有道德的人非常尊敬，绝不以名位、地域等外在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绝不拿‘京都名学者’、‘中央机构大专家’的架子。第三，他对于自己暂时的不足之处毫不掩饰，而是深自反省，见贤思齐。第四，他对于‘现有的’红学界中人估其斤两，颇有‘知人之明’。第五，他对‘曲高和寡’的历史真实有正确的了解和深沉的感慨。第六，他对自己所欣赏的后辈也不是一味地‘溢美’‘捧杀’，而是不客气地指出其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使是微末之处也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