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行为自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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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指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由此可见，公民道德建设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能否扎实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也关乎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进程。

一、道德行为的内涵解读

所谓道德行为，是指道德的行为，即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道德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可知，任何一个道德行为，其道德的私人收益和道德的外在收益之间以及道德的私人成本与道德的外在成本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道德的私人收益越小其外在收益越大，道德的私人成本极大可能道德的外在成本极小。道德的公共物品性及其外部效应性，主要是由道德行为的收益外溢和成本内化所决定的。道德行为是与败德行为相对应的。败德行为的成本包括实施行为过程中所做出的物质和精神耗费以及由实施行为所引起的社会给予的舆论谴责以至法律制裁等等。败德收益是指败德者通过败德行为获得的利益和满足。对败德者而言，败德收益按其内容、性质大体上可分为财产性收益和精神性收益。前者是指因败德而获得的可直接或间接计价的利益，后者是指因败德而获得的精神利益，如败德者感情的满足或发泄等。

道德行为几乎有一个共同点：行为者付出的代价（成本）很大，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们的所得（收益）较小，甚至是负收益。但从其行为对社会的道德收益和成本来说，则是另一类景象。正是由于道德行为，促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的生成，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道德收益，减少了社会付出的道德成本。换言之，道德行为者个人代价很大，而外部成本和社会成本会较小，大部分外部成本内化到行为主体的个人成本里去了。

就一个社会而言，如果一种道德行为，或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的个人成本太大，个人收益太小，甚至是负收益，那么这种道德行为就会出现减少的趋势。当我们在为缺少见义勇为的英雄、在为世风日下而痛心疾首的时候，却很少有人去探究其背后的经济学原因。无论是见义勇为，还是仗义疏财，都不是没有成本的，而当人们付出这些成本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生产一种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就是坏人受到惩罚，正义得到伸张，社会秩序得到维护，道德环境得以好转，而社会公众作为这种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却不用为此付出成本。而对于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和那些道德行为者来说，如果代价（成本）与收益反差太大，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几乎每个人都愿意社会道德秩序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成本）的人却越来越少。现实中之所以会出现道德冷漠的现象，恐怕正是道德行为成本与收益反差太大造成的结果。如果社会缺乏基本的秩序保证，一个人因做了好事却遭流言蜚语，一个人因制止流氓滋事反被流氓殴打，还可能意味着生命危险，最后甚至连医药费都无法报梢，这就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二、加强道德行为自觉建设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我国也为经济高速增长付出了不少代价，比如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能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思想、科学的发展战略、高昂的社会热情和强大的精神动力。简言之，离不开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文化是国之魂脉，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要实现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离不开大众自觉践行的道德行为。只有加强有利于道德行为自觉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在文化自觉视觉下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才能更加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1. 加强道德行为自觉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道德行为自觉是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一致的。随着人们生活从温饱达到总体小康，文化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人们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越来越高。道德行为自觉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与社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坚持等价交换、尊重物质利益的同时，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道德性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进步要求的集体主义的精神的统一，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经济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真正统一。

道德行为自觉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在经济活动中，企业或个人只有自利的动机，忽视道德行为自觉的价值，从长远看，不能保证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大家不遵守一定的道德行为规范，不互相信任，而是互相欺骗，势必会造成经济活动的无效率或低效率，提高产权保护的成本。合理的道德行为规范能正确协调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激发个人与集团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推动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

2.加强道德行为自觉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要求

道德行为自觉是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道德建设的支撑和保障。道德建设规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深入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培育民族精神，在加强道德行为自觉中，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思想教育，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相适应的道德建设的主旋律。

加强有利于道德行为自觉的道德建设，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基础。公民自觉地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大力倡导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急公好义、敬老爱幼、邻里相济、家庭和睦等社会道德教育落到实处，形成知荣辱、讲道德、促和谐的文明风尚，使道德行为自觉成为共同的精神追求，进一步提升民族凝聚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优势，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3.加强道德行为自觉建设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论断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新成果，也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间的密切关系。“五位一体”总布局之间是协调发展，相辅相成。道德建设是“五位一体”总布局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关系着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道德行为自觉关乎道德建设的成败，是推动民族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民族文化是否具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表现。

党的十根据新的情况新的条件变化进行调整和深化，提出发展改革的新要求，确保到2020年建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无论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都需要有道德行为的自觉。只有加强道德行为自觉的建设，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才能有力地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的实现。

三、保障道德行为自觉的制度安排

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应当有所作为，必须有所作为，也可以大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为道德行为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道德行为具有道德收益外溢（外部正效应）的特点，败德行为具有败德成本外溢（外部负效应）的特点。对道德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内化道德收益和败德成本，以激励道德者主体自觉践行道德行为，警示败德者减少实施乃至不实施败德行为，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

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东西，它规范约束着人的行为。良好的制度规范会激励人们自觉地“抑恶从善”，反之，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行善”的愿望。只有当社会能为其成员提供制度安排，具有恰当的保证手段引导民众向道德的方向发展时，其成员才能表现出普遍的德行状态，并稳定地向拥有优美灵魂的德性过渡。由此可见，道德行为自觉建设的当务之急是从制度建设入手。尤其在经济社会攻坚时期，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作为道德规范，将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趋向制度化，这已是道德建设的大势所趋。

首先，通过制度安排保证具体的道德行为获得较大收益，败德行为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使道德行为收益和败德成本内化或部分内化。不能使违反道德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更不能让遵从和弘扬道德者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社会应努力构建起赏罚严明的调节机制，在宏观上创造“老实人不吃亏”的合乎人性生长的良好环境，保证道德行为自觉成为社会的普遍通行证，从而使民众通过生活体悟到，道德行为自觉是美好的，也是有用的。

其次，通过相应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建立利益制约机制，为人们进行善行选择提供制度保障。利益制约机制的建立是为了对社会和人民群众倡导的善行给予保护和奖励，对于危害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恶行进行相应的惩罚。一个社会出现善恶冲突与斗争，出现一定的不公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恶现象没有强有力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从而使善不能战胜恶、以致无法遏制恶现象的蔓延。因此，一个社会建立起有效的扬善惩恶的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

有了这样相应的制度保证，才能使道德行为主体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而实践其道德行为，使败德行为主体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找不到均衡点而放弃败德行为。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