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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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对于没有尽头的时间来说，宛如流星一闪而逝的短暂；可对一个生活艰难的残疾人来说，又是多么的漫长。

坦率地说，如不是在《中国残疾人》杂志上看到，我还真不知1988年3月15日这天是令所有残疾人感动的日子。我现在记下了，就终生难忘了。

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修铁路时因事故致腰脊骨折下肢截瘫的。我回到太行山深处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后，与父亲相依为命。1991年的秋天，父亲突然去世，我失去了生活依靠，很“自然”地沦落为一个在县城街头漂泊的流浪者。

就在这时，“残联”这两个鲜活的字进入了我的视野。听说残联是专为残疾人说话办事的，我心中好一阵惊喜。通过打听，我在县民政局楼下的那间简易的房间里见到了残联的苏全昌理事长。他言谈举止中透着一股热情和亲切。我当时像找到救生圈一样，想他定然能救我于危难，让我走出困境，却不知残联当时的处境和他的难处。那时，《残疾人保障法》已实施好几个月了，但知者寥寥无几，没人重视。我一遍遍读着“保障法”，只能仰天长叹，唯有在心灵深处坚定着一种信念和希望。

在繁华的县城，我每天拄着双拐在住处、残联和一些政府部门来回奔波。奔波的路上，有胡同、街道、台阶、坡道，还有令我望而生畏的楼梯；有空耗的时间和冷眼、谴责和驱逐，还有好心人的伸手相助、给予我的安慰鼓励。在奔波的路上，我学会了认识、忍耐和包容；学会了磨练与抗争。我知道，寒冬过后必是一个万物复苏、阳光明媚的春季。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一边遭受着相互推诿的冷漠，一边体验着人间真情。有人留住一夜，有人供一顿饭食，有人给一份贴心的安慰鼓励，都使我真切感受到人间大爱真情的温暖。冷与暖是一种差别，作家史铁生充满哲理的话颇令我感慨：“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感谢命运让我真切感受和收获了这种差别。

1993年，县里来了一位叫赵学梅的县长。她知道我的情况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研讨并作出决定，将我安排到民政局的福利企业。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面对万里长空舒了一口畅心畅肺的气,满含感激的热泪夺眶而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为遇见一位正直而热心的好县长而感动！我为有了一个生存的地方而感动！

我因截瘫后的神经与循环障碍，注定摆脱不了疾病的困扰。1998年，我的左脚患了严重的骨髓炎，面临着截肢的危险。无奈中我顶着烈日酷暑奔进了省城。在人地两生的省城，我首先想到的是残联。张玉洁理事长在我三个多月的治疗过程中，给予了我莫大的关心和照顾。省城未能治愈我的病，张玉洁理事长又为我联系好晋南的稷山县残联和骨髓炎专科医院。在张理事长的关心下，在县政府赵学梅县长以及单位和众多好心人的资助下，我才得以第二次治疗。在治疗中，我得到了稷山县残联贾新昌理事长和医院的关心照顾。这一顽疾，终于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得以康复。

残联，在我最初认识她时，她还借住着房间办公，工作才刚刚开始；今天我再度走进她，她已拥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无障碍办公大楼，真正具有了“代表、服务、管理”的职能。走进她，就像走进“娘家人”的怀抱。四季依序更迭，可服务于残疾人的残联始终保持着春天般的温情暖意。我拄拐艰难地蹒跚于街市，只有残联的车会立即停下，载我去办一些琐碎的小事。每次到残联，朱素庆理事长都让司机用他的专车将我送回厂里。我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朱理事长却说：“我们就是专为残疾人办事的。”就连我那些发表和未发表的文字，也是残联帮我打印发送的。否则，在这高科技的网络信息时代，我这个仍摆脱不了原始手写的文学爱好者，将寸步难行。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人，能不让我感动吗？

从《残疾人保障法》到《残疾人就业条例》，到十七大的“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发展残疾人事业”和“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一系列有利于残疾人及残疾人事业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实施，标志着我们的祖国和社会的进步繁荣。我坚信，在党和政府的热切关怀和高度重视下，残疾人的生活会越来越理想，残疾人事业的明天将充满无限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