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资实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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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对实体经济具有独立运行性，但它反过来还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金融投资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其阶段效应上，即不同发展阶段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是不同的。根据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性表现在：
（一）初始阶段的“递增效应”。这一阶段，金融投资作为新生事物，尚处于实验性探索阶段，社会对其功能认识不足，社会上部分闲置资金经金融体系中介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但总的规模不大，且很少或基本没有资金从实体投资倒流入金融投资。金融资产价格温和上涨和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基本吻合，在一定程度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中期发展阶段的“溢出效应”。在这一阶段，随着对金融投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金融投资得到快速发展，为实体经济发展筹集了大量资金，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少部分资金从实体经济倒流回金融体系。这一阶段中，整个经济体系处于良性运转状态，实体经济的繁荣促进了金融繁荣，反过来，金融投资的繁荣也有力促进了实体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等金融资本迅速聚集到常规积累难以在短期内获得的充足资本，并带动技术、劳动力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配置，通过产权重组和股权的置换、分割、减持、购并等虚拟资本的运作，优化企业的产权组织结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2、提高整个经济运行效率。对于一个以分工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来说，交易和信息是两个发挥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因此。金融资本为企业规模扩张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推动了股份制的建立和完善，降低了人类社会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
3、分散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通过资本运营和企业产权制度多元化重组等，控股企业的资金会更加雄厚，决策的透明化和科学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伴随着资产证券化进程的加快，从而不断增强避险和抗险能力。
4、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通过发行国债等金融资本，国家还可以筹集更多的生产建设资金用于重点建设和经济布局，拉动实体经济和GDP的增长。
（三）成熟阶段的“异化效应”，即“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并存，但基本上抵消了“溢出效应”。这一阶段，金融投资表面上高度繁荣，作为一种理财技术，赚钱变得似乎更容易，“暴利”驱使社会上大量资金加入所谓的“热钱”行列，追逐资本利得，其中既有社会闲置资金，也包括不少生产资金；作为融资一方的上市公司，其筹集资金相当一部分又重新流回金融系统，直接导致从事生产经营、研究发展的资金和社会资源减少。企业和上市公司不是关心生产的程度下降，而是抽出大量资金和人力从事“金融炼金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利润率赶不上金融投机的利润率，反过来更进一步助长了投机风气。股市已失去了国民经济晴雨表和价格信号的功能，整体上涨幅度远远脱离实际国民经济增长。在金融投资的表面繁荣下，实体投资有可能停滞甚至衰退。
（四）膨胀阶段的“挤出效应”甚至“破坏效应”。所谓“挤出效应”，是指金融投资过度膨胀和过分背离实体经济的发展，会吸引本属于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排挤实体经济发展，结果造成实体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甚至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破坏作用的情形。
1、扭曲资源配置方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在金融投资膨胀阶段，投资于股市、汇市和房地产等可以得到远非实体经济能够企及的高额回报率，大量资本流入股市、汇市或房地产，资金供求失衡又会引致利率大幅上升，使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因融资成本过高而萎缩甚至停滞，严重损害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
2、扭曲消费行为，恶化国际收支状况。金融投资膨胀引致的虚假繁荣景象是产生过度消费现象的重要根源，而过度消费又容易引致进口大量增加。同时，企业由于借贷成本过高，劳动力成本加大，会降低出口竞争力。进口的大量增加与出口的急剧下降，会破坏经常项目的贸易平衡，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
3、货币的过量发行和银行信贷呆账、坏账的大幅增多，会动摇实体经济的信用基础。虚拟货币的出现使货币的供应具有足够的弹性，但货币的过量发行使通货膨胀成为可能。尤其是商业银行脱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要，通过创造存款提供信用时，整个实体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之害。
二、对两者关系的理性定位
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状况被西方学者形象地描绘为“倒金字塔”型，即3%左右的实体经济支撑着97%左右的金融投资（图1）。
倒金字塔第
一、二层为实体经济，第
三、四层为金融方面的投资，尤其是第四层（顶层）是金融衍生工具等纯粹的虚拟资本。第
一、二层作为实体经济的世界生产总值平均增长近30年来不超过5%，国际贸易平均增长不超过10%，而第
三、四层却以加速度膨胀，国际资本流动年均增加25%，全球股票总价值增加250%，形成“纸面利润”与实物经济物质产品的巨大差距。金融投资的加速膨胀趋势，究其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种种矛盾的产物。具体来说，其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财产的矛盾。为改善这一矛盾，股份制这一制度创新应运而生，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更新和重组。这一过程必须以实物经济资源流动为基础，但实物资源的流动性远远低于虚拟资产的流动性，于是在资本追逐利润特性的前提下，通过信用创造使生产要素跨越时空而高速流动，因而使实物资源的调整过程大大加速。当然，金融资本脱离实物资本的运动固然可以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但同时也提供了资本脱离实物自身创造价值的手段，“挤出效应”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二，是实物资源的供给弹性与国际贸易变化的货币需求弹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实物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能满足货币需求弹性，这种状况决定了货币的信用化。在金本位制中可利用不足额的黄金铸币进行信用扩张，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权威的加强，利用实物对信用支撑的意义越来越小，因而信用货币成为取代金本位制的最佳选择。由此引发的结果就是信用货币脱离实物资源的膨胀。其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矛盾。由于全球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没有统一的货币，经济一体化无法与分割的货币协调发展，衍生工具的创造正是基于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诞生。然而，衍生工具不仅提供了规避投机风险的手段，也提供了投机手段。
综上所述，准确判断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从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虚拟经济进一步趋向膨胀阶段，最大限度地消除“挤出效应”，乃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当务之急。我国政府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还要建立健全化解经济泡沫的预警系统，通过控制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的偏离度，使资产、交易量与实体经济的对应从发散变为收敛，促进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运行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