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之桥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之桥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普罗提诺宗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走向上帝以达到灵魂与太一、人与上帝的合一。这一颇具神秘主义特征的宗教思想在三位一体、上帝观、神正论、时间学说和神秘主义等方面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双重影响，既被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正统神学所接纳，又为阿里乌斯派和艾克哈特等基督教异端提供了理论来源，并通过他们对基督教神学乃至近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弥足深远的影响。普罗提诺搭建了一座思想之桥，连通了柏拉图与奥古斯丁、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古代世界与近现代世界。
关键词：普罗提诺 奥古斯丁 古希腊哲学 基督教神学
中图分类号：B502.44；B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8-0032-04
普罗提诺是古代世界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又常被称为宗教哲学家。他的经历和所处世界决定了其宗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走向上帝以达到灵魂与太一、人与上帝的合一。我们的灵魂走向上帝并与上帝合一的可能性就在于灵魂本身是神圣的，我们的灵魂来自神圣的三一体――太一、理智和灵魂本体。在普罗提诺那里，灵魂的下降之路和上升之路是同一条道路，只是方向不同而已。在同一条道路上，我们的灵魂必然按照一个方向(太一一理智―，灵魂本体一形体世界)下降，以完成太一的流溢过程，同时它又必然按照相反的方向(形体世界一灵魂本体―，理智一太一)上升，以回归自己的神圣本源。无论是灵魂的下降还是灵魂的上升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都出自上帝的恩典。这一颇具神秘主义特征的宗教思想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双重影响，既被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正统神学所接纳，又为阿里乌斯派和艾克哈特等基督教异端提供了理论来源，并通过它们对基督教神学乃至近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三位一体：基督教正统与异端的争议
在基督教神学中，三位一体是其核心的教义之一。325年的《尼西亚信经》基本确认：上帝只有一个，但包含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是统一的，是同一本体。但是，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如何同为一个上帝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尤其是在早期基督教那里，而基督教正统和异端的判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此为重要标尺。
柏拉图在“第二封信”中，认为有三种领域或三类事物，普罗提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太一一理智一灵魂的三一体理论。太一(to en)是首要的本体，是万事万物之父，既超越于万物，又在万物之中；是单纯的、自足的、完美的、永恒的、无限的，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太一就是至善、上帝(to theos)；太一的创造是通过流溢进行的。从太一直接流溢出的是第二大本体理智(nous)，理智的最基本规定性就是“一一多”。理智从自身流溢出灵魂(psyche)，灵魂的最基本规定性是“一和多”。太一、理智和灵魂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源初本体，但又保持着统一性，万物一源，第二、第三个本体都来自于第一本体。普罗提诺“甚而把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格称作圣父，把第二位格叫做‘逻各斯’(道)和圣子。”即太一、理智和灵魂就相当于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和圣灵。
普罗提诺三一体理论的影响是双重的，基督教的正统与异端都在其中找到了各自的哲学根据。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普罗提诺及其学派为诺斯替派和阿里乌斯派这些异端提供了理论支持，助长了它们的发展和流传。如阿里乌斯派在尼西亚会议上被谴责为异端，其原因在于该派根据普罗提诺的三一体理论，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神。基督教教父奥立金也认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至高的、绝对无形的一元；圣子由上帝、圣父所生；圣父、圣子与圣灵性质相同，但在序列上分别是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的神。这一思想显然与普罗提诺相接近，只是没能为正统教会所接受而被定为异端遭到批判。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从积极的意义上看，普罗提诺又为基督教正统神学，尤其是教父哲学的最大代表奥古斯丁提供了理论来源。作为基督教神学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奥古斯丁早年信奉摩尼教，是普罗提诺及其新柏拉图主义使他摆脱了摩尼教，转向了基督教。他接受了普罗提诺的三一理论，同样认为圣父不可能由任何其他东西所产生。圣父是生育者，圣子是被生育者；圣父是赐者，圣子是受赐者，而且圣灵也是从圣父那里派生出来的。但不同的是：他始终坚持圣子不像理智那样具有生育的能力，它不能直接生出圣灵，圣灵出自圣父；而且更为重要的区别是圣父与圣子、圣灵是一个本体，而不是三个本体。换言之。圣父、圣子、圣灵只是区别三个位格间关系的称谓。并不意味着有三个上帝或本质。这样，奥古斯丁借助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普罗提诺的三一体理论，对散见于《圣经》中的但又不尽一致的相关论述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和调和，使三位一体真正成为基督教的核心信条。
二、上帝观：理性与启示的调和
在西方宗教传统中，上帝作为人的信仰对象，被理解成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但作为人认识和了解的对象，上帝的观念则是发展变化的。基督教通过把重理性思辨的希腊精神和重信仰启示的希伯莱精神相结合，把抽象神论与人格神论相结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上帝观。
普罗提诺在这一调和过程中起到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他肯定我们的理性能够对太一做出积极的、肯定的言说和理解。他认为太一，上帝是至善、至美和永恒的；是万事万物终极的、唯一的最高本原，也是万物的最终目的。奥古斯丁基本上循此去表述《圣经》中的上帝，把我们语言所能描述的最好属性都归诸于上帝。他认为上帝的本质是神圣的，没有对立物；是至善的、绝对单纯的；是超乎时间和空间的、永恒不变的；是唯一不变的本体或本质；是万事万物的最终来源。但另一方面，普罗提诺又意识到人难以用自身有限的理性和贫乏的语言去思考和言说无限、完善、超越的太一，上帝。又为启示真理打开方便之门。太一／上帝超越于万物，超越于人的理性，是无法诉诸于言词的，我们不能用“它是……”而只能用“它不是……”这样的否定方式来表述。当然，普罗提诺用这种“以负说正”的方式来言说太一，是要“以否定的方式，来言及太一的‘不是’，同时把‘所不是’理解成对于太一的‘正’，即言说中的真正的‘是’。”换言之，他是要用太一不是“多”来言说太一是“一”，用太一“不可思”告诉我们如何去“思”(认识)太一，用太一的“不可说”告诉我们如何去“说”太一。教父奥立金持与此非常相似的见解，认为神是无法形容、无法言传和无法理解的，我们的语言难以表述上帝这个概念的内容。奥古斯丁也承认，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知道的只是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说知道上帝是什么。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对不可知的认识”，人们正是在深感自己无知的基础上才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因此他才教导说“在信仰中思想，在思想中信仰”。其后，爱留根纳、艾克哈特、库萨的尼古拉等也坚持认为，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他是什么，上帝超越一切理解之上，我们只能以否定的方式在理性的领域之外达到上帝。
受普罗提诺的启发，奥古斯丁提出了“光照说”。他把上帝比作真理之光，把人的灵魂比作眼睛，把人的理性比作 视觉；正如只有在光照之下，眼睛才能通过视觉看到某物一样，只有借助上帝的光照，人才能认识真理，达到作为真理之源的上帝。他既承认了人的理性，又坚持我们的理性只有在上帝的恩典和光照下才能发挥作用，认识真理，从而在信仰的前提下把哲学与宗教、理性与启示相调和统一。圣托马斯・阿奎那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以更为严密的概念、命题、推理，尤其是关于上帝的五个逻辑证明对上帝及其存在进行了最为深刻而系统的概括和说明，既肯定了依靠人的理性从自然现象类比推论出上帝存在的自然神学之可能与必要，又强调了依赖上帝的神秘启示来认知上帝奥秘的启示神学之真理与优先性。当然，这种调和是以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理性服从于信仰为前提的。这些都为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神学与天主教神学、新正统神学，以及新正统神学内部K・巴特与布鲁内尔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三、神正论：世间的恶不能否证上帝的正义
莱布尼茨在《神正论：论神的善、人的自由和恶的起源》中正式提出了“神正论”(theodicy)这一术语，但它的基本问题却是由波埃修斯(Boethius)提出来的，即“如果神是公正的，那么为什么有恶?”历史上，一些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认为，既然现实世界中存在着恶，那么上帝要么有能力但不愿阻止恶，这样上帝就不是全善或公正的；要么上帝愿意阻止恶却又无能为力，这样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因此，全善、全能、全知和公正唯一的上帝的存在就是有问题的。神正论的任务就是协调上帝和世间的恶的关系，或者说面对世间有恶存在着这一事实，为神的正义及其存在进行辩护。
普罗提诺关于“恶的来源和本性的阐明可以说是一种最早的‘神正论’”。普罗提诺认为，形体世界是由灵魂流溢而来的，形体世界的诸物都是由质料和形式复合而成的。这个质料(hyle)是承受形式的载体和基质，没有任何性质和规定性，因其绝对的缺乏就是恶(kakov)，因而形体世界充满了恶和丑的东西。但由于这个形式(tIlorphe)来自于理智世界，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形式的影像，为可感世界的事物所分有。所以他又坚持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是美的，它是神圣的理智世界的影像，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具有了原型所具有的最高的美；在整体上它是完善的，具有其最好的秩序与和谐，组成部分的不完善以及恶的存在并不能否认太一的全能与全善；恶只是相对于善的缺乏或无知而言的，因而恶的存在也不能否定太一的全知、全善；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恶的造物主，因为太一是一切存在的创造者，而质料并不是一个存有，因此恶的存在绝不能否认全善的太一的存在。
奥古斯丁接受了普罗提诺的神正论思想，不仅成功地消除了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影响，而且合理地解释了恶而义不违背基督教的教义，使神正论成为了基督教神学的重要内容。他的辩护几乎就是对普罗提诺的重复。上帝是万物产生的原因，但“神不是恶的主宰，因为神不是趋向非存在的原因。”所谓的恶只不过是(完善的)缺乏，自然灾害、生老病死等“物理的恶”是由于事物缺乏完善性，“认识的恶”是南于人类理智的不完善，而“伦理的恶”则是由于人类意志的缺陷。因此世间诸恶的原因不在于上帝，更无损于上帝的善，而是相反，恰恰体现、彰扬出上帝的善和公义，因为至善、全能的上帝能从恶事中结出善果，否则就绝不会让恶存在。这也为托马斯・阿奎那所坚持，“这就是上帝无限善性的作用，他是会允许恶存在的，从恶中产生出善。”这样，以上帝的万能和至善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恶，或者说世间的恶并没有否证反而更加印证了上帝的万能和至善之神正论成为基督教为上帝进行辩护的有力工具和方法。
四、时间学说：客观时间内在化为主观时间
无论是在希腊哲学还是基督教中，时间问题都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时间既涉及到世界的起源问题，也关乎到《圣经》中神创论的成立与否的问题。奥古斯丁的时间观基本上完全接受了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主张。普罗提诺的时间学说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继承。
“在哲学史上，这一学说构成了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又一完整的时间学说，对基督教神学影响尤为深远。”柏拉图认为时间是“运动着的永恒影像”，普罗提诺继承了这点，但又融进了亚里士多德“时间乃是就先与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并且是连续的”思想，提出时间就是灵魂从一种生存方式到另一种生存方式之流逝运动的生命。在普罗提诺那里，永恒是神圣的理智之物的生命，而时间则是作为理智之影像的灵魂的生命，这样实际上就把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客观的时间变成了主观的时间。这个时间，没有过去和将来，只有现在：当灵魂向“前一个”东西运动时，“现在”就延伸为将来，而当灵魂向“后一个”东西运动时，“现在”就同溯为“过去”。
奥古斯丁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时间观。他把时间定义为思想或心灵的伸展，“我以为时间不过是伸展，但是是什么东西的伸展呢?我不知道。但如不是思想的伸展，那就奇怪了。”既然时间在本质上是我们思想的伸展和持续，那么这就意味着：第一，时间与我们一样是被造的，至少是随着我们，或者说随着可感世界的被造而出现，所以时间总是和受造物连在一起；第二，在我们，受造物还没有被造时，也就没有时间，也就根本不存在“创世之前有无时间”的问题；第三，既然没有时间，也就没有“之前”与“之后”，所以也就没有理由追问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做什么：第四，在我们／世界被造之前不存在时间，所以上帝不在时间之中，他是绝对自由的；第五，绝对自由的上帝是在时间之外创造了时间中的一切，也就是说是从无中创造出了有，因为一切“有”的东西也就是能在时间中显现的东西，而在创世之前没有时问，只是无。在奥古斯丁看来，作为思想延展的时间显然是依赖于人的心灵的主观性东西，“它在你、我的心中，因为是我在度量时间。”因而这种时间就是当下的，只有现在，“将来和过去并不存在。说时间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类是不确当的。或许说，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三类，比较确当。这三类存在在我们的心中，别处找不到；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这种内在时间意识，不仅“捍卫了上帝的超时间的绝对自由、全知全能以及关于上帝无中创有的基督教创世图景”，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如康德的先验时间、柏格森的绵延、现象学的内在时间意识和海德格尔的此在之时间性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五、神秘主义：人与上帝的神秘合一
神秘主义在西方源远流长，“只有立足于神秘主义基础，基督教才能创立，才能发展。”神秘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灵魂的上升，并且以达到人与神的合一为最高目标。尽管几乎所有的神秘主义者都认为，灵魂的上升也就是灵魂的回归，但几乎所有在普罗提诺以前的神秘主义者，包括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都对此语焉不详，以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和事实。虽然柏拉图可以说已经涉及到了神秘主义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斐洛在犹太教的背景上也对神秘主义进行了一次较为完整的整理和再现，但只有普罗提诺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使从公元前8世纪就开始的希腊神秘主义达到了最高峰，以至于被称为“神秘主义之父”。
普罗提诺以极大的精力和笔墨去充实、完备了希腊神秘主义。普罗提诺认为，我们的灵魂本身是神圣的。处在神圣的世界，只是由于灵魂的自满骄傲和莽撞，或者是一种像人要结婚生育那样的自然倾向，或者为照料形体世界的种种原因，离开了他神圣的来源太一，依次经过理智和世界灵魂而下降到形体世界。虽然处在可感世界中的灵魂由于沾染了质料(肉体)而变得邪恶了，但因其固有的神圣性必然会回归他的本原。人应该通过德性的净化，逃离可感世界回到灵魂自身；在美和爱的引导下，上升到理智世界；最后凭借辩证法，在一种神秘的迷狂状态(ecstasy)中，静观(vision)太一，并最终与上帝合一(oned)。灵魂的“下降之路和上升之路是同一的”，这是理解普罗提诺神秘主义乃至其全部思想的一把钥匙。灵魂离开太一的过程就是灵魂下降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太一流溢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上帝恩典的结果。没有灵魂的下降，就没有灵魂的上升，更谈不上灵魂的回归，因而下降之路对灵魂而言是一个必然要遭受的过程，只有通过下降方才显得上升之必要和可贵。灵魂上升的过程也就是灵魂回归的过程，这一过程之完成也出于上帝的恩典。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这种神秘的至高境界而与太一合一，但对于那些能够回归的灵魂而言，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奥古斯丁基本上坚持了这种神秘主义思想，当他在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感――爱与知相融合、人与神相合一的对上帝或上帝直接临在的神秘体验――时，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普罗提诺的每一个词。他把自己的神秘体验普遍化，把神秘主义看成是理性的升华，从而把“神秘主义根植于基督徒的心中，成为他们实际生活的指南。”在他之后，伪狄奥尼修斯、圣维克多的雨果、波纳文图拉、艾克哈特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坚持：人必须通过静观而达到迷狂状态，在灵魂的闪光中借助于上帝的恩赐而达到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就此而言，普罗提诺不仅使古希腊神秘主义达到了最高峰，而且也只是通过他，希腊神秘主义才真正成为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渊源。正如E・Caird所评价的，普罗提诺“是典型的神秘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这种神秘主义呈现为整个希腊哲学发展的终极结果。此外，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普罗提诺以后的思想发展，我们就会看到，正是通过他，并通过受其影响的圣奥古斯丁，这种神秘主义变为基督教神学，成了中世纪和近代世界的宗教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普罗提诺的宗教思想对基督教神学乃至西方近现代思想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它既为诺斯替派和阿里乌斯派这些异端提供了理论支持，助长了它们的发展和流传；又为基督教正统神学，尤其是教父时期的正统神学提供了理论来源。圣保罗、奥利金、“申明者”马克西姆、爱留根纳、艾克哈特、库萨的尼古拉，以及“奥古斯丁、但丁、席勒和华兹华斯这些神学家、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中的佼佼者在各自时代的人口都以某种形式或方式汲取了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哲学”。普罗提诺不仅是奥古斯丁从摩尼教过渡到基督教的桥梁，也是古希腊神秘主义向基督教神秘主义过渡的桥梁，通过这座桥。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相遇，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相通，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乃至近现代世界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