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货币与先秦贝币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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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是西周初年分封在今天山东南部的重要封国,至公元249年被楚国所灭,存在时间长达800余年。关于鲁国货币,由于史书没有记载,地下也鲜有出土,因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鲁币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20世纪80年代,钱币学家朱活曾依据鲁国故城两次勘探的资料,得出了“鲁国货币很早就有,而且一直使用贝朋作货币,就是铜铸币出现以后也不例外,既采贝形,又采贝名”[1]这个结论。这是人们对鲁国货币的首次认识。

首先介绍一下朱活所依据的鲁国故城两次勘探的有关情况。第一次是在1977年至1978年,山东省考古所对鲁国故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这次钻探和试掘基本上搞清楚了鲁国故城的范围、布局和文物分布,并将其成果写成了《曲阜鲁国故城》[2]一书。本次试掘共清理两周时期的墓葬395座,但在货币方面的收获很少,仅在西周早期的墓葬中发现了26枚海贝,这些海贝长2.1-2.4cm,背面细端都有一圆孔[3]。第二次勘探是在1981年的春天,在鲁国故城的北部清理了一大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这次在货币方面的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的骨贝和石贝,海贝的数量相对较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一座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了588枚铜贝和大约200枚碎片。这批铜贝的形状都是仿磨背式海贝,铸造很工整,面有贝唇,侧有齿纹,同墓还出土了7枚海贝、170枚骨贝[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鲁国故城保护与开发的步伐加快,有关鲁国货币的田野发现也增多起来,其中重要的发现有4次,笔者有幸亲身参与了这4次的发现。1996年10月,曲阜市文物部门在曲阜北关发掘4了座春秋晚期的墓葬,在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骨贝900余枚,另一座墓中出土了骨贝约80枚。这批骨贝长1.9-2.3cm,宽1.2- 1.8cm,重1.5-2.5g,背均有二孔。1997年2月在林道路的改造工程中,发现了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从中清理出包金铜贝348枚,外碎片约100枚。包金铜贝分大小两型,大者长2.2-2.3cm,宽1.5cm,重1.4g;小者长1.5cm,宽1cm,重0.5g。这批包金铜贝全部是曲齿,齿纹清晰,贝面光滑,金色灿然。同墓中还出土完整海贝900余枚,腐朽的碎片碎屑极多,估计数量不会少于2000枚。2004年8月,在曲阜北关发掘了5座春秋中早期的墓葬,出土了玉器、水晶器、青铜器等大批精美的文物,在2号墓葬中,发现海贝13枚。2008年12月,在曲阜北关发掘了一座战国晚期的墓葬,发现骨贝45枚,海贝264枚,绿松石贝1枚,另有残缺的海贝骨贝100多枚。绿松石贝长2.5cm,宽1.8cm,厚0.6cm,背部并排有7个小眼,品相十分完好。此次发现的海贝和石贝有些并没有加工或加工十分粗糙,显然不是作为货币使用的,只是充当陪葬的冥币。

从上面6次的田野发现看,墓葬中出土货币的年代从西周至春秋战国各个阶段都有,尤其以春秋战国时期为多。货币的种类有海贝、石贝、骨贝、铜贝、绿松石贝和包金铜贝。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期的墓葬中,有的只有海贝,有的只有骨贝,有的只有铜贝,也有的各种材料的贝币混杂出土,其组合有铜贝+海贝+骨贝,海贝+骨贝,包金铜贝+海贝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鲁国的墓葬仅分布于鲁国故城之内的数量就很大,至今发掘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曲阜鲁国故城之外的资料至今尚为空白。况且考古发掘带有很大的随机性,比如鲁国故城第一次勘探总共发掘了395座墓葬,结果只发现了数量很少的海贝,给人以鲁国没有货币的印象。第二次勘探发现了大量的骨贝和石贝,海贝的数量相对较少,又给人鲁国较少用海贝的感觉。比如《鲁国史》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由于鲁国并非沿海诸侯国,海贝可能很少在交换中使用” [5]。因而仅根据上述几次发现,就给鲁国货币下结论显然还太早了些,不过上述几次发现已经涵盖了海贝、石贝、骨贝、铜贝和包金铜贝等各种材料的贝币,鲁国货币的大体面貌已经显露出来。

我们知道,货币是商业活动的产物,因而考察鲁国的商业情况也是了解鲁国货币的途径之一。鲁国自周公之子伯禽封鲁始,鲁地的奄民尚有强大的势力,伯禽在政治上奉行“尊尊而亲亲”方针的同时,对奄民礼俗进行了“变其俗,革其礼”。有人指出,伯禽所变之俗,所革之礼,并非是一般地改变奄民的礼俗,而是取消其礼俗中的商业性质使之更适合于其农耕生产方式[6]。由于鲁国是一个宗法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手工业以为贵族服务为主,官府管理着手工作坊,百工身份低下,因而鲁国的商业活动在整个西周时期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随着鲁国自身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化,商业因素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至春秋中期,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后,鲁国的商业步入一个较快的发展期。《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批评鲁大夫臧文仲有“三不仁”,“置六关”即其中之一①。臧文仲执政大致在春秋前期,这说明自春秋前期起,鲁国商业就开始有了发展,以至于国家也参与管理并与之分利。到孔子所处的春秋中叶,鲁国的商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孔子的弟子子贡便是个经商能手,他“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富”[7]。由于经商的人员增多,鲁国在春秋末年已经设有“贾正”[8],即管理市场的专门人员。到战国时期,在鲁国国力下降的同时,商业贸易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说鲁国,“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我们将上述鲁国的商业方面的记载同考古发现的货币情况相对照,就不难看出,由于西周时期鲁国商业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因而对应在考古发现中仅有数量很少的海贝。进入东周以来,鲁国的商业开始有了发展,这时除了海贝,还出现了骨贝、石贝等各种材料的货币。这说明商业的发展要求有更多的货币,传统的海贝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所以出现了骨贝、石贝等仿贝币。从春秋中期起,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鲁国的商业进入了一个较快发展的阶段。这时在其他的诸侯国,铜铸币出现并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如齐国及燕赵地区发明并使用刀币,秦国的缳钱,三晋一带的铲币,楚国则使用蚁鼻钱和黄金币“郢爰”。鲁国也顺应这股潮流,铸造了自己的金属货币铜贝和包金铜贝。使用铜贝和包金铜贝的地区还有黄河中下游的一些侯国,如卫、晋、魏、宋等国。这些诸侯国与鲁国一样,都与周王室在地域上接近,关系也比较密切,是传统周文化的分布区。与其文化的一致性相适应的,它们在货币上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传统的贝币形式。

这里有一个问题,鲁国的金属货币到底是自己铸造的还是从上述其他使用贝币的国家传入的呢?我们在分析了鲁国的青铜铸造业后,得出了肯定的答案。1977-1978年鲁国故城第一次勘探时,发现了两处冶铜遗址[9]。这说明鲁国具有铸造铜币的原料和铸造技术。另外,在部分墓葬中还发现多件圆形及三角形金带饰,在金胎外面都包有薄薄的一层金衣[10],这种包金技术同包金铜贝的包金方法是一样的。这充分说明在鲁国发现的铜贝和包金铜贝都是鲁国自己铸造的。

《中国古代货币》一书中写道“春秋末期及战国时期,天然海贝的数量依然很大,但其性质已逐渐变为装饰物,其他质地如海贝、石贝、蚌贝、陶贝、角贝等,也逐渐向冥币意义上的东西转化了。”[11]但在鲁国的情况却不太一样,由于鲁国的货币继承了商奄传统,既采贝形,又沿贝名,加之鲁地乏铜,青铜铸造业不发达,这时当各种贝币在其他诸侯国已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的同时,海贝、骨贝等各种质地的贝币在鲁国还沿用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估计海贝、骨贝的使用一直持续到战国早期。春秋时期,鲁国自铸铜贝和包金铜贝出现,但在较长的时间里,主要流通于上层社会和对外贸易中。到战国中晚期,楚国的蚁鼻钱开始大量涌入鲁国(曲阜各地多次出土蚁鼻钱,1980年,在曲阜董大城一次就出土蚁鼻钱17000余枚),与鲁国自铸货币一起占据了鲁币市场,这时,骨贝、石贝和海贝才正式与货币的角色告别,演变为纯粹的装饰品或冥币意义上的东西。

另外,我们兼谈一下包金铜贝的相关问题。包金铜贝,是在已铸成的普通铜币上用粘接物质将已锤打好的金箔粘贴在其表面上,既华贵又耐磨,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近些年,除了曲阜发现过包金铜贝外,还在其他地方发现过一些包金铜贝或纯金银的仿贝铸币。主要有如下几次:

一、河南洛阳。1999年5月在河南洛阳发现了一批东周包金铜贝[12]。

二、河南辉县。在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的辉县墓葬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贝、包金铜贝和骨贝。其中琉璃阁第60号墓中出土了千枚以上的包金铜贝[13]。

三、山西侯马。在侯马上马村第13号墓中随葬了上千枚的铜贝和包金铜贝[14]。

四、河北邢台。1994年对邢台葛家庄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春秋墓葬1座,此墓系早期邢国国君墓,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器物,其中含有大量包金铜贝、骨贝、蚌贝等[15]。

五、河北中山。在一战国时期的墓中出土了三枚金贝和四枚银贝。银贝依然生辉,其大小与真贝接近。金贝比人的指甲盖还小,却灿烂夺目,十分耀眼。这些金银贝应是王公贵族的奢侈品,不是用于流通的。这些金银贝堪称我国最早的金银纪念币[16]。

我们从上面的历次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出土包金铜贝的地域集中于河南、河北、山东和山西等省。这些地方地处黄河中下游,在当时属于鲁、赵、卫、晋、魏、宋等诸侯国。这些诸侯国都与周王室在地域上接近,关系也比较密切,是传统周文化的分布区。与其文化的一致性相适应,它们在货币上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传统的贝币形式。与春秋战国时期齐燕赵地区的刀币,三晋地区的铲币,秦国的缳钱,楚国的郢爰和蚁鼻钱一样,贝币可以说是同时期的第五种货币形式,包金铜贝则是贝币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

综上所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鲁国货币自西周初年起,一直至战国晚期,基本上沿着这样一条线索在发展,即海贝、骨贝、石贝、铜贝、包金铜贝。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些诸侯国,如卫、晋、魏、宋等国,它们都是与周王室地域接近和文化传统相近的国家。它们在货币方面组成的贝币文化圈,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先秦诸货币系统中应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注释:

①王肃注:“六关”,关名,鲁本无此关,文仲置之以税行者。

参考文献:

[1]朱活.鲁币管窥[J].史学月刊,1983,2.

[2]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

[3]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110.

[4]郭克煜等.鲁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7.

[5]郭克煜等.鲁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7.

[6]郭克煜等.鲁国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

[7]《史记・货殖列传》.

[8]《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9]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17.

[10]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159.

[11]昭明,利清.中国古代货币[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26.

[12]中国文物报,1999年第20期。

[13]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14]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中国文物报,1994年第34期。

[16]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19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