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扁担,担不动“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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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顿觉一切浮彩黯然褪去，只留下纪录片的黑白两色。黑白两色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所渲染的底色，令人震惊，更让人难以释怀。在帕慕克笔下，黑白两色乃是两道魔咒，他用它们唤醒了故乡忧郁的灵魂，激活了东西古今文化之间的冲突，呼召出人类灵魂的新型象征。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但小人物也有他的执着与梦想。出生于1957年，他属鸡，生性怯懦，品格柔和，一辈子害怕野狗。他的故乡在亚洲的最西端，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一个荒凉的村庄，在那里可以遥望迷雾蒙蒙的湖畔。

1969年，他12岁，跟随父亲来到世界之都伊斯坦布尔。伊城，史称君士坦丁堡，是帝国之都。不过，凯末尔革命，抵制西方，将首都迁往内地燥热的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的繁华已经是前尘梦影。开往伊斯坦布尔的火车飞驰在荒凉的草原，经过贫困的小站，我们的主人公为自己即将到来的生活感到一阵“奇怪的自豪”，感到世界上万籁俱静，仿佛在没有尽头的等待中。

从1969年到2012年，麦夫鲁特就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年少叛逆，耽于幻想，沿街叫卖，卷入冲突，抢亲生子，然后垂垂老矣，时日无多。他叛逆而非极端，信仰却无张狂，坚守却不顽固，尤其懂得如何善待自己用三年的幻想表达挚爱、最后却阴差阳错地抢回来的妻子。他们也是贫贱夫妻之中自己感觉到“最幸福的男人和女人”。为尊严而活着，所以这种生活值得坚守，因为坚守而值得尊重。正是有此等尊严和此等坚守，伊斯坦布尔小商贩让人肃然起敬。

挚爱的妻子拉伊哈逝世之后，麦夫鲁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村里。岩土层上的片片绿地，穿透云层的阳光照射着黄澄澄的田野，时间仿佛在这里静止，心灵好像在这里安息。发自内心的爱，让他们活出了尊严，因尊严而无比幸福。于是，尊严与幸福，都交织在剪不断理还乱的脉脉乡愁之中。

帕慕克为伊斯坦布尔而生，伊斯坦布尔化作麦夫鲁特而血肉丰满，麦夫鲁特只对帕慕克而存在，正如贝雅特丽齐只为但丁而存在。在故事之中，伊斯坦布尔就是麦夫鲁特，麦夫鲁特就是伊斯坦布尔。个体是城市的灵魂，不论这一个体是多么卑微。城市是个体表演的场景，不论这座城市是何等的宏大。在城市与个体的相互塑造和彼此成全之中，小说以修辞的浪漫主义书写了“悲剧的现实主义”。

文学史给我们一种错觉：悲剧仅属于宏大叙事、英雄时代、伟业丰功和凤毛麟角的华丽家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日常性的广度和灵魂的深度，以及灵魂与日常世界的每一次遭际，都是悲剧的。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书写之独一无二的贡献就在于，它们发现真正的悲剧恰恰寓于平庸至极且滑稽透顶的日常生活空间。麦夫鲁特的伊斯坦布尔，就是这么一种养育悲剧现实主义的平庸滑稽空间。一千万人拥挤的帝国之都，生计、利益和账单主宰了一切。资本主义，城市扩张，贫富分化，命运乖蹇，幻象瘟疫，党争残酷，冲突惨烈，个体被各种势力驱使，左右仓皇，疲于奔命，生命时光被消耗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上。然而，麦夫鲁特懂得真爱，真爱让冷酷粗暴的人间相对温暖。他和抢来的妻子，可谓相濡以沫。三年幻想中的情书，化已无声的岁月。“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这是小说的悲情结尾，既是卑微商贩的座右铭，更是贫贱妇人的墓志铭。一个“最爱”，将卑微的生活升华到抒情诗的巅峰，将日常的伦理提携到普世道德的境界。

麦夫鲁特脑海之中的奇思怪想，伊斯坦布尔空间之中的爱怨痴嗔，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兴衰沉浮，最终都会风流云散，无迹可寻。然而，“一窗残日呼愁起，袅袅江城咽暮笳。”“呼愁”，这一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之中营造的土耳其乡愁情绪却在本书之中完美地播散、蔓延，将一个末日帝国的甜美忧伤演绎得沁人肺腑、余韵悠长。“钵扎，最好的钵扎”，这粗犷蕴含甜美、艰辛寄寓善良的呼叫声穿越了伊斯坦布尔半个多世纪的时空，在读者们的心中回荡不息。

“钵扎就是靠着小贩声音里的情感才能卖出去的。”麦夫鲁特如是说。这样，钵扎便成为演绎个人与城市命运的精致道具，更是土耳其乡愁的基本象征。只有在黑夜降临，挑着钵扎满街叫卖的时刻，麦夫鲁特才是麦夫鲁特，伊斯坦布尔才是伊斯坦布尔。此外，就是空虚岁月，整个世界毫无意义。可是，一根扁担，却担不动浩淼的呼愁。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陈竹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