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货币替代的特征及实现合理替代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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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货币替代是一国货币被他国货币替代的现象及过程。目前，我国货币替代存在阶段性较强、替代程度较低、以资产替代为主及存在时滞性等特点。鉴于非良性货币替代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应在制度上创造充分满足货币替代的条件，拓宽替代渠道，从而顺利释放被压抑许久的货币替代需求。
关键词：货币替代；三元悖论；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4）04―0082―06
货币替代是一国货币被他国货币替代的现象及过程。合理的货币替代能使经济主体满足对外币资产的正常需求，也能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发挥作用。但过度的货币替代会减少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财政融资能力。因此，需要平衡好过度货币替代和良性货币替代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经济体制改革及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入，我国货币替代现象逐渐出现。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区域化进程的推进，适度的货币替代将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保障。因此，系统考察人民币被外国货币替代问题（简称我国货币替代），包括货币替代的途径、规模、特点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意义重大。
一、我国货币替代的途径
货币替代的途径主要包括外币存款、资本外逃与黑市交易三种。由于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因而货币替代主要通过经常账户项下实现，表现为商业银行外币存款不断增加。但隐形的货币替代不容忽视，主要以资本外逃和黑市交易两种途径实现。
（一）商业银行外币存款
受政策限制，外币在我国目前不能作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只能发挥保值和贮藏功能。因此，在显性的货币替代部分，外币存款指标相当大程度上可反映货币替代的程度。自1991年以来，外币存款量逐年上升，反映出货币替代的绝对值不断增加。2000年走出亚洲金融危机阴影后，尤其是2002年加入WTO后，更是呈现出跳跃性增长。图1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绘制的我国外币存款量的线性图，反映了外币存款量的增长趋势。
（二）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是持币人出于投机或预防动机而将大量资本移出国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追求资本的安全性和收益性，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货币替代。资本外逃的方式多样，如投资移民、洗钱、假账、国外皮包公司等。最常见的方式是在国际贸易中作假，如制造假订单以骗取货币当局的外汇批准，通过伪造进口产品的价格来将资本转入国外账户；或通过设置海外皮包公司制造虚假外商直接投资（FDI），而事实上向境外注资；不将贸易所得、对外FDI或持有外国证券的收益带入境内；侵吞国有资产存于境外金融机构中；或通过不规范的离岸金融业务等等，均可实现资本外逃。对我国而言，资本外逃虽然尚未发展至不可控制的程度，但规模不断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方法，测算我国自1993年以来的资本外逃情况，如表1所示。
（三）黑市，父易
通过黑市交易获得外汇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实现：一是私人间外汇黑市，即以旅游、个人带汇等手段实现的非贸易支出；二是地下钱庄，主要发生在企业，企业在各种国际间商品和劳务往来中取得外汇，但不计入公司账务，从而免于外汇管理。另外，走私所需外币也通过地下钱庄实现。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到1994年外汇管制放开前，企业所需外汇只能通过申请央行的外汇配额指标来实现，个人没有取得外汇的途径，只能通过黑市交易获得一部分。此时，人民币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间存在巨大差价，从而加剧了投机性外汇黑市交易。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后，外汇黑市遭受汇率转轨的冲击和震荡，一度受到打击；1996年我国又放开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并允许居民正常、合理使用外汇，至此，居民私人用汇可基本不必通过黑市交易实现，但企业间的地下钱庄交易仍大量存在，各种逃汇行为不断增多，导致外汇流失严重。
二、我国货币替代的程度
一般而言，衡量一国货币替代程度可结合使用两种指标，即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绝对指标即货币替代的绝对数额。具体到我国而言，是三种实现途径下外币的数量之和：我国居民在商业银行的外币存款+通过资本外逃或黑市交易实现的在国外的外币存款+居民持有或在流通中的外币现金。尽管前文已对外币存款数额和资本外逃的程度进行大致测算，但若想计算出真实的货币替代绝对数额及货币替代的程度仍非常困难。一方面，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开放，以存款额来反映对外币的需求程度并不准确，外币存款的用途并不一定是持币人出于持币收益率最大化所做出的选择；另一方面，绝对数额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总量而言有不同的意义。我国货币替代的绝对额超过拉美美元化时期的很多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替代程度就超过它们。因此，通过绝对量来测算货币替代程度并不是较好的选择。
国际上用于衡量货币替代的相对量指标主要有四个：一是国内外币存款与本外币存款之和的比率，即Fd/（D+Fd）。其中，Fd为一国金融体系内的外币存款额，D是本币的存款额。但由于大量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不能反映在存款额中，因此，D+fd不能准确代表一国货币的总量。另外，我国居民储蓄并不能反映居民真实的货币需求，一方面，我国居民往往进行习惯性储蓄，无论是加息还是降息，只要国民收入上升，居民储蓄额总是保持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居民而言，储蓄是一种预防风险的手段，而非一种资产的组合形式，即储蓄与持币人的持币收益率这一重要的货币替代指标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所以，以Fd/（D+Fd）来测算货币替代的程度，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指标。二是以国内的外币存款和居民本币资产之间的比率来衡量（Fd/M2）。这一指标相较于第一指标而言，优点在于M2更能反映本国居民对本币的真实需求，即它将现金和活期存款考虑进来。但由于M：本身会受到F。的影响，即如果发生了货币替代，Fd的量将增加，M2将因之而减少，如果不作处理，该指标在理论上就不能准确反映货币替代程度。三是以本国居民的外币存款和国内货币总量间的比率来衡量，即Fd/（Fd+M2）。该指标考虑了外币存款，即在分母上将外币存款对本币货币需求的替代进行处理，从而使指标更能准确反映出货币替代的程度。四是以国内居民持有外币存款总和与国内居民对货币的总需求之比率来衡量，即（Fd+CF）/（Fd+CF+M2）。其中，cF代表本国居民在国外的外币存款。可以说，该指标最准确地反映了货币替代的程度。但cF的数值无法计算，一般可以资本外逃额来大致代替，但资本外逃额也是无法精确计算的，只能通过世界银行的算法来大致估算，这就决定了第4指标尽管是最理想的指标，却难以实现。
综上，分别用第2、3、4个指标计算了我国货币替代的程度，并描绘出这一趋势。如表2、图2所示，我国货币替代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
三、我国货币替代的特征
从我国货币替代的途径和程度的分析可发现，我国的货币替代呈现出阶段性较强、替代程度较低、存在时滞、以资产替代为主及非对称性等特点。
（一）阶段性较强，主体呈下降趋势
货币替代率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出现两个波峰。第一阶段为1994年及以前，该阶段的货币替代率呈上升趋势，并在1994年时达到极值（11.8%）。这一阶段我国汇率制度尚不完善，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较为严重，使货币替代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1995～2000年，货币替代率经历了一个u字形变化，从1994年的波峰下滑至1997年的谷底后又在2000年重回第二个波峰。原因在于1995～1997年我国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有效控制了通胀，对外资流动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持币人对人民币的信心不足，尽管在此期间我国坚持人民币币值不变，并且有效兑现了诺言，但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已形成，并最终反映在货币替代率上，即2000年达到了7.3%。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今。货币替代率逐步回落，但在近两年又有回升的迹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币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由于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巨大，导致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纷纷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人民币形成了升值预期；而且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有效减少了汇率波动性风险，更增强了持币人的持币信心。最近一两年来的货币替代回升迹象则是由于资本外逃和海外投资及购买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和劳务造成，尤其值得重视。
可见，我国货币替代呈现的阶段性、主体呈现下降趋势的特点是与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和政策调整密不可分，同时也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
（二）货币替代程度较低但趋势加强，潜在危险较大
我国的货币替代程度一直较低，即便在1994年达到波峰时也仅为11.8%，2000年的波峰时仅为7.3%，最低的年份则为1999年的2.0%，不仅与拉美、东欧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即便在世界范围内看也较低。但不容忽视的货币替代趋势在加强，潜在的危险巨大。必须认识到，过去较低的货币替代程度是以严格的管制换来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管制必将逐步松动，货币替代的发生条件会越来越充分；而且即便在管制时期，货币替代也呈危险的信号。如，1990年代初期通货膨胀发生时，就一度形成一个波峰，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由于对人民币的信心不足，也形成了一个货币替代率的上涨趋势；近年来管制的放松使即便在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的情况下还是出现了货币替代率上升的趋势，都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在宽松的持币环境和发达的资本市场下，一旦出现信心丧失、通货膨胀或利率及汇率的波动，就极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货币替代。
（三）货币替代存在时滞，滞后于利率和汇率的变动
当人民币的持币收益下降或人民币贬值时，货币替代呈现明显的强化趋势，在通货膨胀率方面也有此特点，其上升并非平稳的而是跳跃性的；但当这些因素反方向变动时，货币替代出现下降刚性，下降是平稳的而非跳跃性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持币人对未来走势的预期使然。既然选择持有外币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表现，那么当各项指标下降、风险降低时，继续持有外币也没有什么危害，尤其是在指标未稳定的情况下，持币人不会骤然做出相应反映，更何况再次调整持币结构还要面临交易成本的增加，只有当重新持有本币的收益超过交易成本时，这种行为才具有合理性，而这一条件的实现，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四）以资产替代为主，同时具有非对称性
我国的货币替代属于广义货币替代，由于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因而大部分的替生在经常项目下，外币在国内不能作为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多被用于保值和贮藏。我国的货币替代属于非对称性货币替代，即我国居民持有外币，而外国居民对人民币的需求则相对较小；而且我国居民所持外币主要是美元、日元、欧元等强势外币，而人民币则主要在周边发展中国家被持有，也呈现出一种不对称性。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替代的普遍现象，而在发达国家则一般表现出对称性。
四、我国货币替代的利弊分析
（一）合理货币替代的优势
货币替代适宜度是随着一国经济形势的变化，货币替代的动态调整区间。结合我国实际经济情况，货币替代适宜度在不断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外向性趋势不断增强、国民更加需要外币的结果。
1.良性货币替代符合国民对资产日益多样化增长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开放和发展，我国居民逐渐改变以往落后的投资理念，外币资产需求也逐步从压抑的状态中被释放出来。收益率的浮动也会带来外币资产需求的变化，货币替代正好开辟了本外币资产间相互转换的便利渠道。
2.良性货币替代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主要是加快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接轨，突出表现为我国银行业在面对国内外币资产日益增长的需求时大力开展国际业务，以应对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压力，这样节约了国际间金融交易成本。
3.货币替代强化我国金融业的纪律性。货币替代的结果是引入了竞争，竞争的对手就是外国货币当局，居民可对本外币进行选择。我国为了防止货币过度贬值，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维持人民币在经济主体中的地位，必须要用更严格的纪律来约束货币发行。
（二）过度货币替代的弊端
如果货币替代程度超过良性货币替代和过度货币替代间的一个平衡点时，经济就会遭到破坏，这种破坏程度与替代程度成正相关关系。
1.减少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金融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我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三选难题的困扰，但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样，在汇率稳定的前提下，货币替代程度加大直接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产生消极影响。一方面，国内货币的数量难以衡量，主要是由于国内自由的货币兑换政策增加了外币存款的绝对量和人民币兑换外币的数量。因此，外币在货币供应机制中的地位发生根本性改变。另一方面，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货币替代的制约。货币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改变基础货币的存量或调节其存量结构，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实现货币政策调控资产和商品市场价格的目的。
2.汇率不稳定性增加。汇率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特别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实际意义看，在货币供给量一定的前提下，本国居民对本国货币需求减少的原因在于其对外币需求增加，超额的货币供应量推动了物价的上涨。在购买力不变的条件下，物价的上涨就会同比例的造成本国货币的贬值。随着我国货币替代程度的加深和替代规模的扩大，外币的汇率或币值的变化也会对人民币的汇率或币值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或不稳定性增加。
3.财政融资能力受影响。一个国家的财政融资能力反映了财政政策受货币替代的影响程度。大规模货币替代会通过国债、铸币税、通胀税等方面的作用减少财政收入。如铸币税，对本国而言，本币的持有量下降，导致大量的铸币税减少，使财政赤字无法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的方式来弥补，使本国福利水平损失。此外，国债是我国居民目前资产组合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我国，资产组合主要包括存款和国债，方式较为单一，要实现金融资产选择的多样化就要求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能够自由兑换。货币替代能释放本国居民对多样金融资产的需求，这就减少了我国居民对国债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愿望，国债的财政融资能力在国债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受到限制。
五、对策建议
我国货币替代率与其他同类型经济结构的正在转型的国家相比并不是很高，远低于阿根廷、玻利维亚及保加利亚等，甚至还没有加拿大、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高。由此可知，我国货币替代的程度目前还没有达到我国居民对外币的需求量，因为这样的货币替代水平没有真正反映出我国对外币的需求程度，我国的货币替代程度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这一点通过近年来我国大量的资本外逃、外汇黑市交易愈演愈烈进而产生隐性的货币替代现象间接地观察到。因此，我国可在制度上创造充分满足货币替代的条件，拓宽替代渠道，实现合理货币替代，从而顺利释放被压抑许久的货币替代。
（一）有序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
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将通过资本转换方式使人民币被外币的替代变为可能，因为外汇市场不限制兑换，可方便的转换本外币，这时的货币替代可用资产组合来实现保值增值资产，还可回避汇率损失、预防交易风险。当然，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也为资本外逃开拓了市场，使货币替代越发难以衡量。因此，在资本项目有序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对资本的监管，严防资本外逃。
（二）逐步实现国内与国际的资本市场一体化
为了外币资产的高回报，人们开始对资产进行相应的调整。威戈（Veiga）等学者以货币替代与资本项目间的联系为基础，总结出最优资产组合，对套期保值和投机的需求作加权平均值，这个平均值是外币资产与财富的比例最优点，其系数因子随着相对风险偏好系数的变化而变化，预期的报酬率差值和风险偏好程度决定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从这点可发现，在开放资本项目情况下，经济主体货币资产的不同是因为风险、成本、收益、偏好等的不同，国内国外的资产收益在资本自由流动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偏差，通过货币替代，理性的经济主体便会改变资产组合。因此，应促进国内与国际资本市场逐渐接轨，推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三）加强对货币替代的风险防范
资本项目开放会使国际资本流动更为简单便利，大规模的国际资本将会进入国内直接投资领域或证券投资，由于我国金融监管效率不高，会虚化证券价格，出现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大幅增值时，金融市场可能会动荡并大批的撤离外资，由此导致我国居民心理恐慌，进而诱发其货币替代的行为。由此可见，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加上人民币增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快速，不会发生大批货币替代，但从长期来分析，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会导致金融市场更加脆弱和不稳定，加大货币替代的风险。因此，在稳步开放资本项目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措施时刻防范货币替代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