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视角下的《弗兰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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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讲述了青年科学家维克托・弗兰肯斯坦“人造人”的悲剧，倾听者沃尔顿主导的叙述由维克托及其被造物各自的创伤经历构成。从创伤视角来看，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的重复、嵌套的结构是出于创伤人物的特殊心理需求，即创伤主体的自我分裂、倾诉以及复原，而个体创伤叙事的背后隐匿的则是集体的时代的创伤，玛丽・雪莱也以写作的方式再现了个人、社会内在的深度创伤。
“创伤”（trauma）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指人身体上的伤，后来则用于医学、精神病理学著作，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更强调人精神上的伤，如人在遭受突如其来的损失或灾难时，身心出现的一种分裂状态，并随之引发大量的反应。创伤的病理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关于女性的歇斯底里症研究，经过弗洛伊德、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等百余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则从精神病临床实践转向了历史、哲学、文学等人文领域。其当代内涵是人在经历自然灾难、战争、大屠杀等突发事件后形成创伤心理反应，这种反应通常是“延宕地、无法控制地，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方式反复地出现”{1}。创伤主体难以建构正常的集体和文化身份，对创伤记忆的重述也囿于种种因素而变得困难，从其碎片或无逻辑的证词中可窥见历史中的深度创伤。同时，创伤理论也部分地属于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范畴。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存在三层叙事，最外是由航海家沃尔顿以书信的方式向他的姐姐讲述自己的航海见闻，内有维克托的造物经历，又叠加怪物的视角。虽然它的创作早于创伤理论的兴起，没有战争、大屠杀、家庭暴力等创伤语境，但“人造人”故事本身就具有令人压抑的恐惧，足以造成对人心理的重创。小说惯常的叙事之外又加入不断回返的创伤叙事，人造人之后，维克托精神上的分裂状态、悲剧性命运的反复加强，以及重述创伤经历的艰难困境，都使小说打上了深深的创伤烙印。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言：“为了能与创伤打交道，我们使用象征。”{2}玛丽・雪莱正是以虚构的故事预见现代性文明的创伤和反常。
一、创伤特质：萦绕不去
《弗兰肯斯坦》具有典型的创伤特质，主要在于主人公维克托不同寻常的造物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在已知与未知事物之间做了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并以落魄收场。具体而论，可从其创伤的潜伏期、创伤主体的自我分裂，以及创伤所具有的萦绕不去的特征来深入体会小说中的创伤意味。
其一，创伤的潜伏期。一般认为，维克托是在造人之后才遭受心灵的打击，其实在他成长的每一阶段都潜伏着某种危险以及创伤印迹。少时的维克托性格孤僻，情绪激动，渴望探求天地之奥秘。十三岁时他偶然发现了神秘学家的著作，并产生浓厚兴趣，父亲却漫不经心地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导致维克托的好奇心越发强烈，一遇到合适的契机就再次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维克托在外求学期间，受到赞赏炼金术的沃尔德曼教授的影响，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可见，这一潜在的解密印象与冲动始终伴随着维克托的成长，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很多普遍的早期生活不可避免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地是创伤性的。个体的环境可能缓解或助长这些至关重要的斗争，但每一个早期生活阶段都具有创伤潜能。这种普遍经历到的每一个阶段都不缺乏潜在的痛苦。”{1}从维克托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并未平息内心深处的斗争，反而以咄咄逼人之势走向了更深远的叛逆。当然，人类对自然奥秘的好奇始终存活在人类记忆中，从普罗米修斯按照自己的身体用黏土造人的神话，到炼金术士们试图破解自然的秘密并尝试付诸实践，维克托也正属于这类人之列。他无法抵挡造物的诱惑，父亲也没有对他加以正确的引导，从而使他背负起无法承受的造物之重。
其二，创伤主体的自我分裂，反映创伤前后人物对世界认识的巨大改变。突发的严重打击必然导致人在身心上的剧烈反应，并以此方式来缓解眼下的冲击，寻求创伤前的平衡。创伤也犹如一道切口，将完整的人一分为二，同时体验着过去与现在。悲剧发生后，维克托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当心怀侥幸地再次回到悲剧发生现场，见怪物不在，欣喜若狂、不能自已，以致患上神经症发烧，躯体上的强烈反应也是对痛苦记忆的一种掩饰。随之而来的是他精神状况的急剧恶化，语言开始丧失逻辑，行为举止、习性脾气也显得怪异。维克托期望创造一个有感情、有理性的生物，多日的兴奋、废寝忘食的投入，收获的却是一个丑陋可怖的东西，对怪物的极度厌恶也使得他以“倒霉鬼”“可怕的僵尸”“比活转人世的木乃伊还丑陋可怕的背时鬼”{2}来称呼自己的创造物。然而，厄运也只是刚刚开始。幽灵般的幻影时时入梦，使维克托筋疲力尽、精神错乱、极度敏感。梦境不断地把维克托带回到遭受灾难时的情境中去，使他再度经受恐惧。此外，任何与创伤经历相关的人和事物都能强烈地影响到维克托，实验室、化学仪器，还有引导过自己的教授，都作为创伤的触发器，紧紧辖制着维克托的神经。在这里，怪物并未直接出场，却能够反复对维克托产生强大的控制，在叙事结构上便呈现出回环往复的特征。
创伤人物的精神分裂状态反映在叙事结构上，即采用拉长时距的策略来表现心灵上所受的重创。如第二十章最后，维克托的叙事出现了暂时的中止，因为回忆可怕的事情需要鼓足全部的勇气，他便主动提出需要停顿才可继续讲下去。维克托的神色、嗓音、语调、情绪等都细致地表现着他无限的愁苦与绝望：“有时，他被突如其来的痛苦所攥住，没法继续讲下去;而其他时候，他的嗓音低弱而尖利，艰难地倾吐着满含痛苦的言词。”③这也正是创伤人物在回忆过去时必经的痛苦，他们“或者处于‘无言或静默’状态，或者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创造出双重自我之间的对话，以补充创伤人物的心理活动，帮助读者理解并想象发生在创伤人物身上的创伤体验”{4}。维克托在无能为力的自我调适中，开始对自我进行反思，并产生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认识，不再认为献身于探索宇宙奥秘是生活的宗旨，而意识到温暖的家庭、灵动的自然等才是人心灵真正的归宿。
其三，创伤具有一种萦绕不去的品质。它通过不断地重复和返回持续占有主体，像幽灵一样驱散不尽，“过去的某些东西永远留在那里，只不过它是以一个纠结不散的鬼魂或是频露痕迹的幽灵形式出现”{5}。创伤的主体无法走出创伤留下的挥之不去的结果，正如维克托对过往的回忆始终没有逃脱怪物的控制，亲手所造之物死死钳制着他的叙事。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造物以后维克托的一系列病态生理、心理反应，产生幻觉，噩梦不断，以及怪物对他无情追踪与报复，使维克托常常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深感怪物无处不在。其间维克托忍受着无尽的懊悔与痛苦，却又因为羞耻、愧疚等复杂情绪的作祟，无法向他人澄清一切，从而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伤痕累累的叙事显然出卖了他造物之后的无能。
维克托一直饱受怪物的监视与追逐，尤其是在答应给怪物再造一个同伴之后，怪物对他的监视近乎一种狠毒的囚禁，并时时以家人的安危威胁维克托，这又加深了维克托先前的恐惧与心灵创伤。维克托的初衷是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却出现了越想保护越造成伤害的结局。他们受尽了厄运的无情折磨，这种“强迫性命运”也是出于创伤不断回返的结果。先是小威廉的遇害，后是贾斯婷无辜受难，直至好友克莱瓦尔的死，维克托再也难以承受这悲惨的命运，他再次犯病，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一想起往事，我的的确确会发疯，有时我气得暴跳如雷，心中燃起熊熊怒火;有时又变得意气沉沉，心如死灰。我不说话，也不看谁一眼，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无尽的苦痛把我折磨得呆若木鸡，茫然不知所措。”{1}这里，创伤事件滞后性的侵袭清晰又强烈，可见创伤的刺激处在随时复发的状态。悔恨之蛇的咬啮、无情命运的捉弄、对未知事件的恐惧，都使维克托深切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吸人血的妖魔鬼怪，是我自己的灵魂从坟墓中被释放出来，并被逼着去摧毁我所珍爱的一切”{2}。这种恐惧与压抑几乎贯穿了维克托的全部叙述。那么，对他施加迫害的怪物又以怎样的一种措辞来讲述？它是否就以折磨主人为乐，让人深恶痛绝？
怪物在第十一章至十六章向自己的主人展开叙述。在维克托的讲述中，它是一个丑陋、凶残、暴躁、恐怖的东西，但从怪物自己的讲述来看，它对世界充满温情，极为善良，渴望被爱，渴望融入人类社会。形象的反差使我们意识到，怪物也是个悲剧感十足的创伤人物，在爱的狂热欲望驱使下，它多次向人类示好，却处处碰壁。怪物一出生就被主人遗弃，连天真的孩童都惧怕它、侮辱它，它默默助人却遭人追打、枪击，向主人倾诉想获得一个伴侣又不被理解。虽然怪物拥有强大的外表，但因为缺少与人类的沟通，孤独无依地生活着，必然也是最脆弱的。怪物爱的愿望越迫切，报仇的决心也就越大，最终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从怪物的叙述中流露出的是对爱痛苦又灼热的渴望、深入骨髓的孤独、破坏他人幸福的懊丧，它又何尝不受遗弃之创伤的时时侵袭。
二、创伤复原：谈话治疗
由于创伤人物心理机制的混乱，创伤的复原也显得艰难而复杂，不过，他们并非一味地陷入痛苦的过去不能自拔，也会努力加以克制，试图摆脱这种困境。维克托就在积极地寻求创伤治愈之道。造物后，维克托的好朋友克莱瓦尔察觉到他对一些事物的特殊反应，虽然并不清楚他经历了什么，但将化学仪器从实验室搬走，并让维克托换个场所来转移注意力。维克托也积极地配合，比如改变之前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转向人文学科，学习东方语言，不再沉迷于实验室而走向自然的怀抱，并充满对故乡、家人的深切怀念。这里也彰显着浪漫思潮回到自然、回到乡村的精神诉求，以及回归感性的美好希冀。玛丽・雪莱为创伤人物安排的复原之路即向他人倾诉，这种倾诉的需要使小说在叙事上出现了嵌套的结构，即怪物向维克托，维克托向沃尔顿，沃尔顿作为创伤间接经历者也深受触动，从而向自己的姐姐展开倾诉。这也正是创伤理论与治疗专家所认同的，创伤不能独自面对，只有“在关系中”才有康复的可能。“幸存者在某一时刻一定会感到与另一个人的联系，也会因另一个人的慷慨、善意和宽容而感到与他的联系，由此开始与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联系。”③
创伤复原分三个阶段，即“安全感的建立、回想、与正常生活重建联系”{1}。创伤人物往往在情感与思维上失控，并难以信任他人，因为创伤事件已向他们证明了自己所信任的重要事情实则是不可靠的，比如维克托对怪物所抱的幻想与最终现实的差距。维克托也处在安全感的极度匮乏之中，并向所有人保守了造物这一天大的秘密，面对万分关切自己的家人、朋友，他都选择了独自承担。贾斯婷受怪物陷害而无辜受难，无疑是对维克托保持沉默态度最为沉重的打击，此后维克托便倍受悔恨的煎熬，不再向亲人坦白也是出于对他们更深的愧疚。维克托所经受的可谓是人类心理所能承受的极限，他也只有在生命的最后才放下戒备，开始向陌生的搭救者沃尔顿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允许沃尔顿记录下自己的故事，以传达给更多的人。沃尔顿很欣赏这位有见识、有涵养的朋友，甚至极为仰慕，因而两人的关系建立得融洽、自然。维克托重新感到作为人的尊严，终于克服了一直以来的羞耻感并鼓足勇气，建立起对他人的信任，创伤的复原也由此开始，并渐入佳境。这对于生命垂危的维克托而言，更像是临终前的真诚忏悔。沃尔顿同时成为了创伤事件的参与者和共同拥有者，他实则也部分地经历了创伤。从沃尔顿写给萨维尔夫人的信中，可以看出维克托的讲述已对沃尔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吓得魂不附体，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仿佛血液凝固了一般”{2}。同样，创伤经历之于读者也产生了移情的作用，对维克托个人激情所造成的悲剧有了批判性的认知。恐怖的经历经过沃尔顿这一直接倾听者的缓冲，再抵达读者，也就减弱了创伤的冲击力，从而可以使读者能够客观、冷静地反思这一空前的心理大灾难。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怪物也有了倾诉的机会，但他的叙述却未获得倾听者最终的理解与同情，反而遭受更强烈的刺激。已有的创伤后心理障碍还未得到及时的疏散，又来一次重击，怪物之后的暴戾行为也变得可以理解。因为怪物始终没能与世界建立亲密的联系，它作为一个丑陋的独行者，处在早已被偏见蒙蔽双眼的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得不到任何同情。怪物起初很容易信任遇到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对法国贵族德拉西老人。老人身为盲人，自然没有因为怪物的模样而排斥它，怪物也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却又很快受到残酷现实的打击。维克托的再次伤害也使怪物彻底丧失了对人的信任，并放弃了这种建立联系的尝试，而寄希望于维克托为自己创造异性同类。然而，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毁灭了怪物所有美好的幻想。创伤人物都在努力地与他人建立联系，造成他们内心恐惧不安的正是这种联系的缺失。爱与理解的缺失也导致怪物心智发展的不完全，从而使它以报复的方式强调自身的强大存在。
怪物作为西方文学中较早的“人造人”形象，被塑造为充满强烈破坏欲与复仇欲的人类的敌人，也是出于人们对待未知事物的恐惧，无法以天性中的善良来包容、接纳它们，仅以社会已有的道德价值、伦理判断暴力地处置。从怪物为自己所作的辩护来看，玛丽・雪莱的立场也耐人寻味，她倾向于将矛头指向社会，却也无法给怪物一个合法的身份继续存活，而以怪物的死亡来引发读者的反思。“人生来本是善的，只是被自己创造的制度毁坏了。如果这些制度得到全面彻底的改变或改进，人们善良的天性就会爆发出来，爱就会重新统治世界。”③小说中，作者没能给怪物一直希求的爱，这也成了后来的科幻小说惯有的一种难以处理的人与“人造人”之间关系的伦理纠葛。
维克托完成了前两个阶段的复原，第三阶段则被安排的死亡结局中止，但他的创伤治疗还是收到了可观的疗效，并重新树立了自身的价值，怪物却仍处在无法言说的焦灼之中。怪物试图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支撑它生存下去的就是对爱不择手段的渴望。正因为没有与外界的联系，怪物在伤害维克托家人时没有一点仁慈，而有着稳固社会关系的维克托，却始终在为家人、朋友，甚至为人类的安危孤身与怪物“决斗”。显而易见，团体的存在为人们面对恐惧与绝望提供了强大的保护，也是创伤经历最好的解药，它能重新提高人的价值，给予人应有的尊严。不幸的是，怪物始终缺少这样一种进入社会的合法性。此外，在当代创伤小说中，作家也常采用见证――倾听的写作模式，在创伤人物与见证人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从而打开一扇扇隐蔽的、不为人知的心灵之窗。玛丽・雪莱也超前地进行了类似的写作实验，使读者参与到了作者自身以及她所处时代的记忆中去。
三、创伤见证：再现集体创伤
玛丽・雪莱以文学创作来讲述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对人类敏锐、脆弱的情感所造成的伤害。此外，小说也多少影射着作家自身的创伤经历。玛丽的母亲在她出生后第十二天死于产后热，其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虽然很清楚女儿有不同寻常的潜质，并认为她将来会成为一个优秀、智慧的女性，但是“对于父亲这一角色，他有些冷漠，并非发自内心地、深情地，而是刻板地、理论化地”{1}。可见，玛丽所能感受到的父母之爱既模糊又不自然，直到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仍为此感到不安。不断生育又丧子的经历，使玛丽反复做这样一个梦，“梦见我的孩子又活了过来，但是浑身冰冷，我们用火温暖她，她真的活了！可当我醒来，孩子却已不在”{2}。对新的生命如何担负起母亲的重责，对生育的强烈恐惧，都使玛丽极为矛盾，并以幻想来缓解焦虑。这种矛盾心理到了维克托那里，便是满足了造物的好奇却又没有勇气承担起养育的责任，从而使本性善良的怪物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种种对生命、对爱的直观感受，都使得玛丽笔下的人物内心敏感、情感丰沛，在虚构中达成了创伤心理的真实。
《弗兰肯斯坦》充满了感伤的情怀，维克托与怪物各自的倾诉看似充满深仇大恨、彼此控诉，都认为自己的悲剧是由对方一手所造。但怪物最终选择自焚，并意识到主人的美德和自身的罪孽深重，由此也证实了小说实则另有所指，即集体的文化的创伤经验――被大量证词所共同见证的历史事件。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在深层次上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同一时代的哥特小说、浪漫派诗歌等都成为了集体的证词，来表现工业革命后人们的失落与不幸，凸显浪漫主义的核心即反感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这在弗洛伊德那里也有所回应，他认为造成人们痛苦的三个根源在于“自然的优势力量，我们肉体的软弱无力，调节家庭、国家和社会中人际关系的规则不适当”③。维克托试图做自然秩序的主宰却深受其害，怪物则“生不逢时”，难以调节与“文明人”的关系，正是社会本身存在的深度创伤促成了可怕的个人悲剧。
维克托的悲剧涉及了知识的获取与应用的问题。知识的不断获取使维克托有了进一步掌握创造的资本，然而他偏偏走上了一条歪路。同样地，航海家沃尔顿也是自学成才，任由兴趣的发展，知识结构不够完善，爱幻想。知识获取得越多，选择的机会也就越多，同时也逐渐拉大了与受教育水平一般的人的距离，以致人们更倾向于与各方面比自己优秀的人结交。如沃尔顿的叙述中出现的好心的船长，他品德高尚，但由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言谈举止显得蒙昧无知、漫不经心，也就没能得到沃尔顿的喜欢。维克托则气质超群、判断力敏锐、洞察力深刻、口才雄辩、嗓音动人，无疑成了沃尔顿仰慕的对象。但维克托的创伤经历一再地表示对知识的质疑，他不断告诫沃尔顿，不能为了自我的荣誉而丧失生活的乐趣：“获得知识太危险了，一个认为自己的故乡便是整个世界的人要比一个好高骛远、志大才疏的人不知幸福多少倍。”{4}维克托在气息殆尽之际向沃尔顿讲述自己的故事，从讲述的动机和原因来看，他是以讲述作为情感宣泄的方式，并认可沃尔顿加以记录，希望这一深刻的教训能警醒后人。人的智力飞速发展的同时，欲望和目标却也不成比例地增长，长此以往，人们终究会陷入失衡、混乱的状态，在对最初的自然与平和的怀念中懊悔不已。人类依靠自我完善的能力推进文明的不断进步，这种能力“当初曾使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了他终日平平静静无忧无虑的原始状态，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它又使人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谬误;既培养了道德，也犯了过错，最后终于使他成为他自己和大自然的暴君”{1}。维克托显然已不可控地将自我的完善推至生命的最高点，又重重地摔落。然而，智力水平极不发达的怪物身上却也存在着一种失衡，因为它要处理的是个体与他人、与社会相融的问题。
作为被孤立的个体，怪物掌握了基本生存技能和语言之后，最强烈的愿望便是得到爱。这样一种欲望偏偏又是最为炽热和狂躁的，“这一可怕的欲望，将使他做出不顾一切危险和障碍的举动，它是如此的狂躁，以致它带来的结果似乎是想毁灭人类，而不是像大自然希望的那样延续人类的生存”{2}。可以说，怪物所向往的幸福，正是维克托没能珍惜的亲情、爱情、友情。导致怪物走向罪恶之路，始终未能融入外部世界的原因就在于社会本身的不平等。看似进步的社会已然形成森严的等级，也逐渐因为各种贪婪、骄傲而丧失了本有的良善。怪物带着本性的善良，多次尝试与人建立联系，人们却不能平等地看待它，使怪物不断蒙受误解。卢梭认为，人类存在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或生理的不平等，主要由自然所决定，导致人们在智力、健康、体力等方面的差异;另一种是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有赖于人们的认可，表现在某些人享有特权，从而比他人更尊荣、更有权势。怪物，无疑是这两种不平等的受害者，生理的缺陷已拉远了它与人类的距离，社会又偏偏是少数人以损害他人利益而享有各种特权，怪物无论如何努力，也冲不破这层层阻隔来寻找自己的幸福。由此，怪物最终的死亡实则也具有合理性，因为“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润，并且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③，只要怪物仍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它有关自身的记忆也就渐渐不复存在，无疑也是另一种死亡。
结语
《弗兰肯斯坦》是一部带有创伤特质的作品，创伤人物以讲述的方式共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集体创伤。创伤以其反复、固着的特点对小说的叙事也施加了影响，导致结构上的重复运动，如维克托受尽怪物的追逐以及厄运的折磨，始终被一种无形的恐怖的力量纠缠。沃尔弗雷斯指出：“叙事要发挥作用，也只能通过其各种复制品和重复，通过其外部性和内部性之间实际的、无法弥合的裂缝，通过不停提醒人们注意那个以相当独特的方式宣布着现代性创伤的主题之分裂。”{4}由此，小说呈现出交叉的声音，反复的创伤体验，始终无法达到一种融合的状态，这种强烈的分裂也正是文化内在的创伤。工业革命无异于一场对人心隐性的灾难，玛丽・雪莱与同时代的作家以诗歌或小说来表达对工业革命前的自然、乡村生活的怀恋与惋惜，表现人在时代转型期的惶恐、迷茫。玛丽・雪莱也以《弗兰肯斯坦》设想了破坏自然秩序之后人类的狼狈处境，预见了对知识的过分追求以及爱的缺失所导致的人类心理的畸形，这些发生在19世纪幻想故事中的一切，如今却也仍关乎人类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