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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古代竹刻作品的收藏,备受各方青睐,竹刻笔筒、臂搁、小插屏、竹根杯等,屡屡成为拍卖场上的“热点”。在民间收藏市场,竹刻器物也十分走俏。
竹刻器物虽小,却积淀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内蕴,精工巧艺,令人爱不释手。
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一书中,写了一篇《濮仲谦雕刻》,介绍的是当时南京的一位竹刻大家的绝技:“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用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
我国长江以南地区产竹,以竹造器,施以雕刻,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就有了雕刻龙纹的器物。竹刻可分两种:茎刻和根刻。茎刻者,乃利用竹节的自然形状,做成笔筒、香筒、盛器、臂搁、扇骨、酒杯,再加以雕刻;根刻者,即以竹子根节部分,雕刻立体圆雕作品。《南齐书》记载有竹刻“如意”之精巧工致;《蜀记》:“巴州以竹根为酒注子,为时珍贵。”北周庾信诗云:“野炉烧树叶,山杯捧竹根。”
竹刻的鼎盛时期是在明、清两朝,已成为当时一门专门的艺术,颇受青睐。
明代正德、嘉靖后,嘉定地区出现了3个著名的竹刻家,典籍上称之为“三朱”,即朱松麟、朱小松、朱三松。金陵(南京)地区,则有李文甫和濮澄两位重要的竹刻家。嘉定竹刻形式是高浮雕和圆雕,技艺绝妙,栩栩如生。南京博物馆藏有朱松麟的“松鹤图竹雕笔筒”,上海博物馆藏有朱小松的“刘阮入天台图竹雕笔筒”,博物院藏有朱三松的“仕女图竹雕笔筒”,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金陵竹刻,多浅刻,不精雕细琢,略施数刀,得自然之趣,正如张岱所推崇的濮仲谦的竹刻作品。从清初到乾隆100多年间,竹刻大家辈出,技法多有创新,对后人启示很大。如当时嘉定第一名手吴之[,“工圆雕,更善浮雕。其浮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用深刻作高浮雕,师法朱氏,深浅多层,高凸处接近圆雕;另一种为浅浮雕,精细得神,金坚斋称此种竹刻为‘薄地阳文’,遂成为吴之[浅浮雕刻法之术语”。嘉庆到清末,除嘉定和金陵两地外,各地都有名刻手出现,但浮雕渐渐少见,圆雕也少有人一试,当时竹刻往往以刀痕表现笔墨,再现书画的妙旨。
在清代,还出现了“翻簧竹刻”和“留青竹刻”两种刻式。“翻簧竹刻”的方法是:选取口径大、竹节长的鲜毛竹,去青皮,取里层2毫米厚的竹簧,用水煮后压平,再用胶将其胶合在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半成品上,拼接时做到天衣无缝。刨光成形后,再施雕刻或绘画装饰工艺。由于翻簧色彩自然洁净,嫩黄如同象牙,再经喷漆上蜡,更显得鲜艳悦目,可与玉雕、漆器媲美。而“留青竹刻”则是另一种方式:留下竹子表层原有的青色,铲去花纹(预画的图案)以外的青筠,露出竹肌为地。加工处理后的竹青色浅,呈微黄色,质地细润。由于竹肌色较深,质地则为一丝丝纤维状,两者色质有差异,留青竹刻便展现出深浅不同的层次,犹如墨分五彩的变化,可以达到中国水墨画的整体效果。
从明代至现代,介绍竹刻名家及其技法的著作有《竹人录》《竹人续录》《竹人三录》《刻竹小言》《刻余随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