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 书店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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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被市里的一所重点高中提前录取，因此有了一个长达100多天的暑假。但是兴奋劲很快过去，代替它的是无所事事的空虚感。我所有的好友都在为中考拼命，打扰他们是不人道的，当时又没有电脑、网络这样的“宅男必备良品”。我得找点事做。

在一所大学的西门外，背靠着农贸市场有家书店。我把自行车停在路边，走过青菜叶子和芦花鸡毛，推开玻璃门。那扇门上用不干胶贴着店名：沃土书店。

我喜欢这个地方。它是当年少有的开架式书店，满架满架的书隔离了外边的喧闹，一台双卡录音机放着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一个穿着干净衬衣的眼镜哥正站在木梯上理书，回过头冲我笑笑，说了声“随便看”。习惯了当时新华书店里那种“到底买不买？不买就别翻”的待遇，一刹那我有点犯晕。正晕着，就听见“嗵”的一声，眼镜哥从梯子上跳下来，拍了拍手，又问我：“小伙子，你今天不上学吗？”我跟他说了原委，他说：“哦……那你愿意来帮帮忙吗？一个月，100块钱，活不太多，还可以看看书。”他顿了顿：“不过我这里没什么少儿读物……”我赶紧连说了几个“可以”，生怕他反悔。

那天回家路上，我把车子蹬得飞快，还很得瑟地双手撒开车把，作展翅飞翔状。

眼镜哥就是书店的老板。他这儿果然没有“少儿读物”，除了一些小说和散文外，许多书名底下印的是对我来说似曾相识却又遥远的名字：尼采，叔本华，萨特，房龙，维特根斯坦，李敖，周国平，冯友兰，李泽厚……我对这一屋子的书充满敬畏，也充满好奇。我的工作很简单，理书，招呼顾客，收钱。大多数时候店里顾客很少，我得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啃书。尤其是整个城市都昏昏欲睡的午后，窗外的蝉鸣和头顶上嗡嗡作响的吊扇，把世界衬托得格外安静。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读几行，读到读不下去的时候，就把它放回原处，再抽出另一本书。在这样的似懂非懂中，我记得我似乎没有完整地读完一本书，却不知不觉记住了这些名字和不少很拽的名词。

沃土书店的有趣之处在于，它除了卖书之外，还玩点别的“花样”。比如有一个书架叫“图书中转站”，就是顾客可以在这儿卖自己看过的二手书，卖多少钱由书的主人说了算。还有一个架子叫“图书银行”，上面也是顾客拿来的书，但不是用来卖，而是用来借阅的，每本书的后面夹着一张纸，借阅过的人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读书感言。我特别喜欢看这些各种笔迹的“读后感”，偶尔和顾客谈论起某本书，我就把看来的某些感言“拿来”，权当自己的看法，其直接后果就是让他们对我这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小屁孩刮目相看。很爽。

还有一个“融智会”。当时眼镜哥从一本台版书的影印本里看来了一种叫“头脑激荡法”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几个人坐下来，围绕某个议题各自发表看法，相互启发。眼镜哥说，书店不只是一个卖书的地方，更应该是一个思想集散地，应该把有头脑的人凑在一起互相激荡激荡。“融智会”上，各色人等来来往往，“核心成员”除了眼镜哥和我，还有：一位“路灯管理局”的领导，据说还是市政协委员；这位“领导叔”19岁的女儿，大学生“萝莉姐”；附近一家国有纺织印染厂的青年工人，高高瘦瘦的“瘦猴哥”。

我已经记不太清我们这些有头脑的人在那个夏天都激荡出了些啥。只记得，眼镜哥热衷于人生宇宙这样的大问题，瘦猴哥更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领导叔对青年们的热忱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但建议大家要脚踏实地地从“小问题”入手，比如公交车的拥挤、城市路灯的损坏等等，萝莉姐酷爱外国小说，而我……更像一个打酱油的。

对我来说，“融智会”最大的意义是结识了几个不把我当小孩的朋友，尤其是瘦猴哥和萝莉姐。 “只有改变人的思想，才能改变社会。”眼镜哥的眼镜片熠熠发光。瘦猴哥腾地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一盘磁带，塞进双卡录音机里。“我们应该听这个，”他说，又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应该听听这个！”一个嘶哑的声音响起：“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那晚我知道了这种音乐叫“摇滚”，这首歌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唱歌的人叫崔健。瘦猴哥跟着崔健一起唱，手舞足蹈，唱到高潮处，突然一个转身冲出门去……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湿人”，手里还拎着一捆啤酒。

那个雨夜过后一个多星期的一天傍晚，他兴冲冲地跑到店里来找我，告诉我崔健要来本城开演唱会，票价却是无论我或他都承受不起的。“但是咱们有别的事可以做！”他神秘兮兮地说。等我下班，他拉上我，两个人一起骑着车大街小巷地转悠。“看——”瘦猴哥突然停下来，指给我看。一堵砖墙上贴着崔健演唱会的海报，红黑相间的头像，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不服气”，下面一行字：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原来，他拉我一起来做的事，就是——揭海报！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四处搜索，成功地揭下了四五张完整无缺的海报，带着一点做贼心虚，以及得手后的快乐。我分到了两张战利品。我把一张贴在家里，另一张贴在店里。

第二个月开始了。眼镜哥没有要结束聘期的意思，也没有结算工资的意思，我当然也乐得继续留下来。有一天，眼镜哥出去进书，店里来了一对拎着大包的老夫妇，进门见到我时神情有点诧异，巡视了一圈后，面色铁青。

他们就是眼镜哥的父母。接下去的半个月里，发生了许多变化。眼镜哥来店的次数越来越少，话也越来越少，而二老长期坐镇。 “图书银行”没了，那个架子上塞满了用来出租的武侠、言情，其中很多书名和封面看得我脸红。

那天一上班，眼镜哥一脸凝重地把我叫到店门口的街旁，小声地问：“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偷书了？”我大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前一天一位顾客拿了几本鲁迅杂文集过来，要放在“图书中转站”出售，他给这些书定的价格很便宜。我很喜欢，等他一走，我就自己掏钱，按标价买下了它们，把钱放进收银台抽屉，把书装进自己的包里……听完我的解释，又一起核对了销售记录和账款后，确认我是无辜的，眼镜哥什么都没说。午饭后，小库房里隐约传来一阵刻意压低的争执声，过了一会儿，眼镜哥走了出来，他递给我一个信封，说了声“对不起”，就转身出门离开了。我打开信封，里面是几张钞票，我以为会是150块钱，数了数，发现只有60元。

我一直把那个信封攥在手上，倔强地坚持到结束这一天的工作。我没有直接回家，骑着车转了一圈又一圈，禁不住哭出了声音。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事实上，从此我再也没去过沃土书店，甚至也避免从那条路上经过。我买了两盘崔健的磁带。我的同学们都“解放”了，我到处找人去玩，聊天，踢球，去公园划船。那年夏天有很多雷阵雨，雨停之后阳光灿烂。我没错过拍毕业照，我向每个人推荐崔健的歌，“你应该听听这个！”

高一结束的那年夏天，我再一次骑车经过那条街，农贸市场依旧，沃土书店不见了。

哦，我想说，从小学到初中，我的生活圈子差不多一直都在以家为圆心的2公里半径范围之内，我的朋友都是和我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同学，爸妈的朋友也都是和他们多年一起工作的同事。而那年夏天结束以后，我每天都要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上学，我参加英语角，去听图书馆的周末报告，为报社写稿，组织发起跨学校的“文学部落”，认识了许多散布在这个城市各个角落不同学校的好朋友，大量读书，各种各样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