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到最后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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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在艺术处理上的一切成败得失都与艺术家本人的文化修养有关。
童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艺评论家
俄罗斯电影批评史上有桩公案，我铭记在心。是关于电影《复活》的改编的。
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开篇，写女犯玛丝洛娃在两个士兵的押送下，走出牢房上法庭受审。小说里有段一只鸽子与玛丝洛娃擦肩相逢的细节描写――
女犯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鸽子，鸽子腾地飞起来，扇动着翅膀擦过她的耳梢，掀起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便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
但到了电影里，“一只鸽子”变成了“一群鸽子”。电影导演这一自作聪明的改动，遭到了评论界的一致批评。我还记得有位影评家是这样说的：“托尔斯泰小说里的‘一只鸽子’是个形象，而电影里的‘一群鸽子’反倒不是形象。”这个批评是有见地的，能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艺术分寸感的文化意义。因为玛丝洛娃与“一只鸽子”的短暂亲密接触，构成了一个有意味的形象组合，而电影里的“一群鸽子”弄巧成拙，反倒把这个有意味的形象组合破坏了。
这说明了导演文化的重要性，因为导演的形象思维反映着导演的艺术趣味与文化水准。于是，不久前张艺谋对李安的一句评语格外引起了我的注意。
9月10日，我在日记本上记了这样一段文字――
报载李安《色，戒》获64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后张艺谋的评介，说李安“中英文造诣好，贯通中西影坛，李安是第一人，《色，戒》能获奖是因为这部影片感动了所有评委。”
要言不烦。张艺谋把李安和《色，戒》的成功之道一言以蔽之了，那就是：一个有文化造诣的导演拍了一部有文化品位的电影。
此后的各种媒体对李安与他的获奖影片还有很多很多的报道与评述，我很看重在9月16日《北京晚报》上读到的这一节信息――
李安决定是否开拍一出电影只基于一个大原则：“我只拍好故事，不会考虑是否卖座，不会计算奖项，不会为大卡士度身开戏。”简单而言，不会本末倒置。
李安的这个“大原则”，是一切带有独创性质的职业文化的起点。只有不本末倒置，也就是不事先考虑是否卖座、能否获奖，你才可能完全按艺术规律行事，心无旁鹜地进入创作状态。
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片头里，我们一再听到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的警告：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是为了得到诺贝尔奖而搞研究那是极其危险的。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电影导演是为了得到奥斯卡奖而拍电影，那也将是极其危险的。
如果咱们的电影界有个大家能早早地、比如在《无极》出世之前发出丁肇中式的警告该多好。因为只有端正艺术职业的文化心态，才不至于偏离艺术轨道。
经过实践的检验，“本末倒置”的危险我们已经可以看清了。自以为只有制造所谓“视觉盛宴”的炫技才能“冲奥”成功的谋略的一再失败告诉我们：让“技术”压倒“艺术”的本末倒置，是电影生产的一种文化扭曲，这也让我们有了机会重新思考艺术本体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一百年前的列夫・托尔斯泰曾经作过思考。他写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什么叫艺术？》。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联系人与人的情感的一种手段。艺术活动的基础乃是“把他（即作家、艺术家）体验到了的情感传递给他人（即读者、观众），使他人也被这情感感染。”
如果我们看过一部大片之后出现这样的反应：这部影片的镜头很美，色彩很美，音响很美，演员的表演也好，但就是不感动人。那么，我们大致可以作出一个判断：这是一部技术精良但艺术上有缺憾的影片。技术可以刺激感官，艺术才能直指人心。
所以我们不要轻轻放过张艺谋的这句评语：李安这部影片“感动了所有评委。”对于像电影这样的艺术作品的文化品位的鉴定来说，这是一条根本性的指标。
如果要让艺术返朴归真，就要记住托尔斯泰所说的艺术的情感传递的基本功能。技术的运用也要在艺术的控制之下。所谓“艺术的控制”主要指分寸感的把握，失去分寸感的走火入魔的求奇求异，很可能陷入“过奇则凡”的尴尬。而艺术家在艺术处理上的一切成败得失都与艺术家本人的文化修养有关。
“文化”似乎是一个很虚的概念，实际上，“文化”像金钱一样的实在，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于是之有句名言：“这个演员一看就没有文化”。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演员或这个导演一看就有文化。
在年轻一代的导演中我只和章家瑞有过几次交流，但我就有把握说：章家瑞是个很有文化的导演。他的《玛的十七岁》和《芳香之旅》能感动我们大家也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