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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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决策越来越强调科学性的今天，凡是重大决策，专家智库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民间防务智库的出现，将承担具有历史意义的使命。”原司令员李乾元上将近日预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将掀起新一轮智库建设的高潮。

2013年初，美国宾州大学的调查报告说，全球智库共计6603家，美国凭借1823家的数量位居榜首，中国则以481家智库紧随其后。

智库的缺失

“中国设计了很多的战略，结果都是不可行的，实际上就是没有战略。基本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外交实践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缺乏战略，基本上是按照常识和本能在反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

防务和外交智库在决策咨询中的缺位，近几年凸显，不管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临机策略，还是外界误读中国“战略威胁’’，大都引起了种种妖魔化的描述。

中国智库的一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日渐崛起的大国，突然发现自己被一些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的“另类”。在此背景下，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软实力”建设、“大外宣”项目应运而生。“软实力”补课风潮之后，问题依然没有得以解决。

“这与防务和外交智库的缺失不无关系。按照西方政府的决策习惯，凡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议题，通常都有一套与之配合的战略和策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分析说。美国《全球安全》杂志2012年秋天披露说，仅美国关注中国军事的智库就有1000余家，它们对中国军事的关注之仔细，甚至不会放过一部电视剧。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是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智库，在一份关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课题研究过程中，《DA师》《突出重围》《亮剑》等军事题材作品被一遍又一遍地观看。

智库的模式

智库，需要独立的人格。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朱超平称，“不属于任何党派使它（智库）保持了公正性，捐款人不会左右智库研究的结果，为它奠定了独立的基础，这样才会有影响力”。

“美国智库一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独立于政府、政党派别。美国智库强调透明公开他们的工作、项目的各方面以及和其他国家相关的研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说，美国的智库可以自由地挑选课题，而不为政府所管制。

当前，中国的多数智库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政府机构，甚至还有较为明确的行政编制。正是这种权力图谱，使得这些智库出现两种行为偏好：在研究方向的选取上，有意或无意地迎合上级的喜好和意图。研究内容上，并不是在决策之前的有效建议，而是在决策后进行解读和注释。

官方智库一家独大的垄断格局正在打破。近年来，民间智库蓬勃发展，它们通常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也有不少分布在高校。

“我对建设高校智库还是挺有信心的，从普通决策咨询到顶层设计，有专门资金扶助，比如第一年就给了高校几十万启动经费，发展前景越来越看好。”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喻常森说，仅广州的高校，就有三家智库——中山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大洋洲研究中心，以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加拿大研究中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各类智库应与之相契合。”金灿荣教授认为，国内智库应被纳入决策轨道，进而解决智库之间的重复工作与无序竞争。

智库的尴尬

“最令人尴尬的就是经费。由于一个时期相对忽视社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加上财力不足，许多单位不得不在市场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说，三十多年来，一些国内智库一度出现管理混乱和经费困难的局面。

据调查，一家中国半官方研究机构的经费来源中，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27%，而来自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63%。

不少中国智库接受了来自国外的捐助。其中，美国能源基金会2010年度工作报告书透露，受捐助者包括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科院能源动力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库。

“我们当然坚决不会做他们的利益代言人，但也确实使我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北京一名不愿具名的半官方智库负责人坦言，该机构近六成的经费来自日本的捐助，每年研究人员赴日考察近200人次，从机票等交通费用到餐饮住宿，一概由对方支付。当前中日围绕的争端风起云涌，正是智库显山露水的时候，这家以研究日本问题为目标的智库却告诫研究人员：不得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一在资金捐助和国家利益面前，他们选择了沉默。

智库的发展

“中国外交开局场面很大，时间站在中国这边，稳扎稳打特别重要。”金灿荣教授认为，中国国防和外交的进步，离不开与智库的良性互动。

这几年，“利益共同体”“软实力”“国家利益”等西方学术名词陆续被纳入决策层文件，智库被认为功不可没。

“对于国家利益的概念，党的十二大写入了报告。十二大以前不提国家利益这个词，这的确有点模仿西方国家，将国家利益分类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金灿荣教授说，国际利益的层次分析法被中国智库引进之后，在学界和舆论界传播，最终进入中国官方的外交话语体系。早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就早已流传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法。

引入西方理论的同时，中国智库也在不断反思。“慎谈‘核心利益’，这有利于保护中国外交的灵活性。”作为来自军方一家顶尖智库的学者，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2010年曾撰文，呼吁涉外部门和新闻媒体要谨慎使用“核心利益”。日本《读卖新闻》2013年4月28日就发表社论，指责攻击中国拓宽“核心利益”范围。此后，国家“核心利益”见诸媒体和外交辞令的频率明显减少。

相较于以退休外交官员为主力的智库，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喻常森认为，未来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方向是高校、新闻媒体或二者的结合，“毕竟是智力密集的地方，又有直接的舆论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