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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萧红创作《马伯乐》讽刺题材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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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车凯旋(1989-),女,汉族,山西人,学生,文学硕士,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摘 要:学者对萧红小说《马伯乐》的研究,有些人从讽刺题材入手,但更多的是关注《马伯乐》的讽刺艺术和讽刺喜剧的生成,却忽略了萧红创作时选取这种题材的必然性。

关键词:《马伯乐》;讽刺;香港;端木蕻良

《马伯乐》小说的讽刺题材创作方法,不但是萧红同类抗战题材作品所少见的,在萧红创作史上也是属于独一无二的。这种题材的生成有它的必然性,除了特殊的香港环境以及他生命中比较重要的男人之一端木蕻良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之外还包括作家自身心态的成熟。

一、特殊的香港环境

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每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因此,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烙印。抗战时期的中国,除归英国管辖的香港、澳门相对处于安稳状态外,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抗战的紧张状态中,政府对人民的思想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作家的创作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香港自由多元的文化包容环境为萧红的后期创作提供了多元化的思维,这样她的讽刺题材的小说《马伯乐》才有了发表的可能性。

二、端木蕻良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在萧红的一生当中遇到过三个男人,后两个男人对萧红前后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与萧军的结合成就了重要的作品《生死场》,在以抗战为题材的《生死场》中,萧红用激昂高亢的基调来描写日本铁蹄下东北人民英勇的奋起反抗,这其中不乏萧军的影子。可以说具有东北硬汉子形象以及明显的左翼倾向的萧军对萧红前期创作的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样端木蕻良对萧红后期作品《马伯乐》的创作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萧红在上海已经知道萧军移情别恋,这给她去日本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而在这期间端木蕻良对萧红的尊重与赞赏曾一度使萧红得到了在萧军那里得不到的自信和尊严,也一度成为她与萧军相抗衡的精神凭借。最后在山西临汾与萧军彻底决裂。但是,萧红这一次又是“遇人不淑”,与端木蕻良结婚之后,她不仅要替端木蕻良抄写稿件,还要忍受他对她写作的种种讥讽,而且每次遇到风险,又总是成为端木蕻良的第一个抛弃物:在武汉端木撇下已有身孕的她独自一人逃亡重庆,在江津她独自承担着分娩与失去孩子的痛苦,在香港端木最初又想把她丢在医院里而一心想独自突围……端木的胆小、怯懦、孩子气让对有爱、有温暖的生活苦苦追求了一辈子的萧红又一次感到失望甚至于绝望: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1]

“我早就该和T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已然惨败,丢盔弃甲,我要与我的父亲和解。我的身体倒下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2]

《马伯乐》写于萧红生命最后两年的香港,与此前的小说相比萧红一反常态,完全没有了自己以前在作品中保持的革命热情,也没有了对当时主流文学叙事中一直高扬着的英勇果断、敢于担当的男子汉形象特质的塑造。而是在对马伯乐逃难生活的讲述中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体现出与之前截然不同战争书写。

为什么会在后期的创作中对男性形象发生这样的情感态度和创作风格的转变?铁峰曾言:“在和萧军分道扬镳之后,她开始对所谓的男子汉气概不断地加以攻击和嘲讽”[3],“特别是和端木共同生活期间,她感到男人的品德、人格、并不比女人强,甚至更卑微、更胆小、更愚蠢,开始对男性采取讽刺、嘲笑的态度”[4],这或许就是答案所在,她是在想用自己对于男性的理解和切身感受来撼动封建男权的历史滞重,来打碎在抗日文学中极力颂扬的男性英雄主义。

这在《马伯乐》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小说中,主人公马伯乐出生于青岛的一个有钱而且信奉洋教的绅士家庭里,但却胆小如鼠、一无是处。他对中国人没有好脸色,口头禅就是“他妈的中国人”,但却对外国人却低头哈腰。在抗战爆发以后,马伯乐没有丝毫的民族抗战观念,只是一心地想逃跑,而且一旦事变,必是逃在万人之先。“未发生的事情,他能预料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5]他从青岛独自一人逃往上海,等到妻子带着孩子和存折来到上海,未等妻子安顿下来便又打算逃到汉口,在武汉搞了一场失败的恋爱后,又准备携妻子和孩子一起逃往重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马伯乐即是端木蕻良本人的缩影,萧红不惜以重病为代价来写这部处处都有端木蕻良影子的作品,可见端木蕻良对她的影响之深,再一次遭受情感挫折的萧红心力交瘁,最后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三、作家心态的成熟

萧红的一生对爱与温暖都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但在她的生命中所经历的几个男人,并没有真正带给她多少爱情的欢乐,反而给她造成一次又一次不堪承负的伤痛,汪恩甲的欺骗、萧军的不忠早已让萧红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伤痕累累,最后与端木的婚姻却依旧是一场无爱的结合。她已经从一个单纯、未经世事的文艺小青年转变为一个历经沧桑的女人,这种心智的成熟在她的作品《马伯乐》中得到了很好的反应。

情感上的不幸遭遇并没有使萧红沉溺于个人的悲伤之中,她始终担忧国家和民族命运,并且在写作上坚持了之前关于战争题材的创作。但是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和写作技巧的成熟,再加上由于战争而沉渣泛起的各种封建文化的积垢及现实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她并没有像在初登文坛时期的作品那样去正面展现战场,塑造英雄人物。而是对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予以无情的批判与讽刺。“批判国民劣根性,改造民族灵魂”应该说是萧红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最为明显的思维脉络。这一历史洞见已然超越了当时抗战文学的救亡主题,达到了一种对民族,对历史,对文明的了悟,也标识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成熟。

总之,《马伯乐》是萧红平生创作当中唯一的讽刺题材小说,这一题材的创作有其必然性。香港自由多元的文化氛围以及端木蕻良懦弱的性格对萧红情感的影响为她创作《马伯乐》提供了一定的外部环境,加上经历了风雨的萧红看惯了世间的冷暖,幼稚的思想已趋成熟,这一切都促成了这部小说的问世,

参考文献

[1] [2]梅林.忆萧红[M].王观泉.怀念萧红[C].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3] [4]铁峰.萧红文学之路[M].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

[5] 萧红.马伯乐:萧红全集・马伯乐[M].凤凰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