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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曼 坐在两把椅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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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曼是谁?他当了歌德学院中国分院十几年的院长,最出名的工作是译介中国当代文学到德国。始终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的他已在中国生活26年,却始终没有取中文名字,这个和诸多中国一流作家私交甚笃的老外,为人处世唯一的标准,是“有意思”。

初见阿克曼,握手的时候我仰头试图看着他的脸,而后发现这很难―他身高两米,白衬衫、黑西装堵在眼前,像一面沉笃的墙。想来这也是许多中国人见他的第一印象:友善,但难测深浅与虚实,如何开始他广阔的交游?他必然有秘诀。

退休后发现“我是谁”

阿克曼告诉记者,他马上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后,他的位置将会完全倒转:从德国歌德学院院长,变成中国孔子学院顾问,从在中国搞德国文化交流,变成在国外搞中国文化交流。那时,工作将不再是他的重心,“退休之后我绝对不会天天上班了,要不然不就白退休了?”

他理想的退休生活要多一点内容,比如给女朋友做饭,“她做饭特别棒,我得努力让她满意。”女友是南京人,水墨画家,他兴致勃勃地打开电脑中她的画作,给我们放女朋友画作的投影,"我先收藏了她的画,而后发现收藏这个人更合算。”抿起的嘴唇上扬,这个德国人会恰如其分地表达他的幽默感和爱意。

他计划离开北京,和她一起在南京生活。他要找一个小花园,在那里可以吃饭、睡觉、喝酒和写作,再度捡起他本来的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播种他从德国带回来的香草,和女友切磋厨艺,主持一个有意思的文艺沙龙,“我最喜欢的画是一幅当代水墨,一个半醉的老头,旁边坐着一个漂亮姑娘,正在弹古琴―那是我生活的理想。生活最有趣的部分,就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一些事,想睡一个懒觉,就可以睡一个懒觉。”

当然,悠闲的反面是权力的丧失。从院长变成顾问,其间必然会有失落。“退休意味着:你是个老头儿了。但还好,我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到了一定年龄,每个人都要想一想生活到底是什么,院长,甚或总理、总统、国王,又意味着什么。权力、头衔,玩一阵子很好,玩一辈子,没可能也没意义。退休是一个机会,让你考虑,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是谁。”

成为孔子学院顾问,他要做的事依然是文化交流。“最近几年我们常常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办活动,发现中国城市之间,外在看起来无甚差别:都是林立的高楼中间布满了麦当劳,内里的差异越来越大:北京、上海越发国际化,武汉、南京等二线城市文化环境还很匮乏。北京现在这些出名的艺术家,都是从二线城市聚拢来的,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可以留下来的环境呢?我做这种沙龙,也希望能够把这种差距稍稍拉小一点。”再过些时间,秦淮河畔会听得到阿克曼的声音,处事得体,见闻丰富,还能奉上中西合璧的美食,再没谁比他更合适做一个沙龙主人了吧?

他曾经纠结自己工作的意义,“如果你做生意,你很清楚自己每年的利润、创造的工作岗位但文化交流,如何测量?两个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容忍,到底有多大用处?对我个人,这是份有意义的工作:像坐在两把椅子中间,椅子时而贴近时而远离,坐得不舒服,常被失败、不理解笼罩,但有意思。”

和银行家谈文学,和艺术家谈女人和钱

上世纪70年代,阿克曼千里迢迢来北京大学留学,却被发配农村,住在一个六口之家,在局促的“两间房、两张炕、中间一个厨房”中,和村民朝夕相处:“我对‘’毫无好感,唯独对这段经历感觉不错。呆了这么久,明白了他们真实的生活。那时绝对不允许拜神,但他们仍偷偷地保留着神像,偶尔小心翼翼地拜。我看到了宏大宣传底下的东西,很有意思。”

他喜欢说自己是来自德国的“农村青年”,小时侯没有拖拉机,农民用马耕地,手工挤牛奶,相信雨是来自神的恩赐。是以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刘震云到河南,并不觉得陌生―他甚至回忆起刘家的“茅坑”,“一个木板下面就是“大海”。刘震云小时候掉进去过,差点淹死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阿克曼就曾翻译过莫言的《枯河》、张洁的《沉默的翅膀》、王朔的《动物凶猛》等中国当代小说,“我当然先选自己的爱好,但爱好和出版社的意图,往往是两码事。常常找到一个好作家,却找不到一家好出版社;甚或找到了好作家和好出版社,却找不到好翻译―我是翻译中的失败者。我曾想把阿城的《棋王》翻译推介到德国,但始终找不到一种满意的语言来对应他文字中的微妙,就此放弃,激怒了想赚这笔版权费的阿城,被他大骂一顿。”

“和我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是那些上世纪80年代作家,比如阿城、刘震云、莫言、冯骥才、刘心武、王蒙,打了许多年交道。另一个原因是,我总觉得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不如80年代的文学有意思。这并不是对年轻作家的批评,而是时代已经不同。那时文学是所有人目光的聚焦点,现在,则是一小拨人的事情。我也会对刚刚兴起的‘微博文学’感兴趣,但趣味还是偏保守―喜欢韩寒,但读得最多的,是金庸。”

他已经忘记了第一个认识的中国作家,印象最深的是张洁,“她这个人特别不容易。什么都有,才华,美貌,唯独缺少享受生活的能力―总之,特别有意思。”他在心里把她列为“少有的朋友”。现在她在美国,很少见面,偶尔发封E-mail,但朋友的挂念,毋庸多言。

刘震云说阿克曼“是一个非常有情趣、有意思的人。”阿克曼说:“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东西确实感兴趣,并不是拍马屁;同时你要懂得,和作家在一起,一定不要谈文学,和艺术家在一起,一定不要谈画画。就好比你跟银行家在一起最好谈文学和艺术,跟艺术家在一起,谈女人和钱最合宜。”

他喜欢那些文化人的聚会,他们自如地谈笑,内里却饱含文字的心机,用阿克曼的说法,这叫“玩感情”:“那是一种有意思的表达,看起来你们在互相讽刺,可这讽刺中又有彼此心照不宣的好感。和那些艺术家、作家朋友在一起时他们总在玩这个,我不能参加,却十足享受。特别喜欢中国哥们儿之间的这种气氛。”

有点意思

问他与中国人交往,有什么秘诀,阿克曼摆手:“没有‘秘’诀,最有用的还是最简单的道理。关键还是你对一个人有好感,想要认识他、了解他。只是这三十年来,外国人在中国交朋友,发生了许多变化。1975年-1977年间,我有两个中国室友,每天在一起,相处不错,以为算得上朋友,毕业之后便毫无来往,因为他们不敢,那个年代,跟外国人来往,会被人怀疑;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发现许多中国人接近你,是抱着‘捞些好处’的想法,换外汇券、出国甚至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能捞到些什么,但那种态度,尽力说你的好话,我受不了。从那时开始,我消极地与中国人来往,但过了十年就好了许多。”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真正的朋友不多。工作关系认识了太多人,我习惯把换来的名片扔到一个盒子里,可我不会记得一个人。”他接纳成朋友的人,“认识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院长或者老外,而是觉得我这个人有点意思。”说了太多“有点意思”,阿克曼的“意思”,“意味着这里还有一些新鲜的、我不知道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引我想了解的核。”

来华二十年,他并不觉得自己已经“中国化”:“我发现一个人到陌生的国度,最大的困难不是语言,不是乡愁,而是早餐。早餐是一个人最保守的部分,我认识的许多西方人,来中国也许超过三十年,但仍然无法接受早上吃粥,一定要吃烤面包。我喜欢吃粥,却并不意味着要做一个中国人,中国人那么多,不缺我一个,还是作一个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比较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