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与钱穆高等教育思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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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论是高等教育思想还是办学实践，钱伟长和钱穆都是领时代之先。文章从倡导全面发展、注重通识教育、培养自学能力、重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国家五个方面对“二钱”的高等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二钱”的高等教育思想很相近，有的还颇为一致。

关键词： 钱伟长 钱穆 高等教育思想 比较

记得是2007年，我参加中国（无锡）吴文化国际研讨会后不久，有一次和江南大学研究员金其桢先生通电话，交谈中得知他正主持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钱伟长教育思想研究”。金先生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我当即表示愿意。钱伟长先生是无锡钱氏的杰出人物，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当时还担任上海大学校长，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了，他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是民盟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作为无锡人、一名教师、民盟盟员，能参与钱老教育思想的研究当然是件无上光荣的事情。

经过一年的学习和研究，我撰写了其中2章内容并荣幸担任副主编。该课题结题成果为2008年6月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8万字的专著《钱伟长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研究》。其实，在此之前，我对钱老的了解是很表面很肤浅的，当我阅读了他的文选尤其是《论教育》一书后才真正走近钱老，我为他炽烈的爱国情怀、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和深刻而独到的教育思想所深深感染和钦服。本文想从人们不太注意的一个侧面，即钱伟长和其四叔、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高等教育思想比较中谈些学习体会。

1912年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16岁父亲病逝后就跟随四叔钱穆。钱伟长受家父和叔父的影响，从小爱好文史。考入清华大学后立志“科学救国”，弃文从理，选择了物理系，直至研究生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留学，获博士学位。1946年毅然放弃在美国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后任教务长、副校长。1957年被错划为。1983年出任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校长，直至2010年去世。可以说钱伟长一生和高等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正因为感到教师工作的重要，所以我不愿意离开学校，坚持留在教学岗位上。”钱穆（1895―1990），靠自学成才，早年在小学、中学任教，1930年由顾颉刚力荐，到燕京大学任教，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钱穆形成了丰富的高等教育思想，是中国近现代重要的教育家。对钱伟长和钱穆的高等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后我发现，一位以研究自然科学著称，一位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成名，但“二钱”的高等教育思想竟是那么相近，有的还颇为一致。

一、倡导全面发展

钱伟长一贯强调大学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单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他为原上海工业大学制定的培养目标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钱穆为新亚书院制定的办学旨趣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社会幸福谋前途。”提倡为学、做人并重，“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了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一个活得完整的人，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智识，但多方面的智识，不能成为一个活的完整的人。你须在寻求智识中完成你自己的人格，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专为智识而求智识”。由此看出，“二钱”都主张大学首先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道德的人，其次才是专家。

二、注重通识教育

钱伟长早在清华大学工作时，就反对学习当时苏联的专才教育，即专业分得过细、不重视基础的工程师培养模式，为此遭到错误批判。钱伟长指出：“我们主张学生的知识面要广，在广的基础上提高，在广的基础上专，才能提得高，专得有水平。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一个通识的知识分子，跟一个专家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没有注意这个区别，过去反对通才教育，现在大家已经慢慢地认识到不能反对这种东西。所以，现在主张专业面要扩大一点。”“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除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以外，还要学点文史知识，学点经济知识，学点管理知识，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现在我们知识面太窄，一个有创造性的人知识面一定要宽，要多了解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钱伟长的通识教育思想继承了早年清华优秀的传统，而清华的传统是欧美通识教育的中国化。钱穆说：“本院向来提倡通才教育，因为学问是不能分割的，应该互相融会贯通。求学问的门户当阔，基础宜广。”“本书院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才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他主张，“学文哲艺术的，不要忽略了将来置身社会时之实际事务干练。学商学经济的，也不要忽略了各人应有的文哲艺术修养”。由此看出，“二钱”都注重以通识教育培养人才，而他们本人就是通才式的大师。

三、培养自学能力

钱伟长认为：“教师的教主要不是把知识教给学生，而是要把获取与处理知识的能力教给学生。教学大纲不是规定教师必须讲的内容，而是规定学生必须懂的内容。教师的工作是引导学生。”“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教师讲，由学生自己去学习，这就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大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自学，大学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自学。培养学生自己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将来干什么，他就能学什么。”他强调：“要教会学生有科学处理问题的头脑和方法，这是最关键的。”钱伟长常常用现身说法来引导学生，他说他现在干的，什么原子弹、计算机，过去在大学里老师都没有教过，甚至未听说过，但现在不也在干么。他在上海大学推行的短学期制，有利于教师精简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还能为教师提供充裕的科研时间。钱穆主持的新亚书院，在教学方面，侧重培养训练学生的自学精神与方法。自三年级开始，学习专门性质及技术性质之课程，注重学生自修与导师之间的个别指导，故上课时间较一、二年级为少。“于讲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外，采用导师制，使学者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洽……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专尚讲堂授课，口耳传习，师生隔膜，以致学者专以学分与文凭为主要目标之流弊”。“务使学者在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对于其所习学业仍继续有研求上进之兴趣与习惯”。可见培养大学生的自学能力是大学教育的重要职责，“二钱”本身就是自学成家的典范。

四、重视科学研究

钱伟长倡导教师要教学和科研结合，认为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一支队伍。他说：“搞科研的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必须搞科研，搞科研的人很容易把教学内容与他的科研成果结合起来，这就使教学的内容同该学科前沿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教好课是教师的天职，可是怎么教好是靠你们科研的工作，因为你们只有高起点地了解本学科的情况，才能把这个问题讲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钱穆指出：“若使大学教育而忽略一种追求高深学问的学风之养成，而仅限于课业与学分之得过且过，这就绝不是大学教育使命之所在。这样的大学教育，实在说不上有多大的意义与价值。”“若不是正在过着一种追求学业的生活，那断不能说他已是一个理想的大学生。”“我们须在学校课业之外，再迈进一步，求能走向高深学业的长途程。”“二钱”深知科研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认为高校应该成为学问的殿堂、科研的中心。

五、服务社会国家

钱伟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拆掉四堵墙”，实行开放办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培养急需的人才。钱伟长多次强调，上海大学的特色就是“上海”两个字，上海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他经常说，他自己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他的专业。钱伟长一生就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服务于祖国，无论遇到多大的委屈，总是无怨无悔，正如他所言：“回首平生，虽遭遇坎坷，历尽艰辛，然自强不息之精神未泯。”钱穆反复谈到学生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问题。“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知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教育学生要具备中国文化精神和服务精神。钱穆认为，来学校求学，并非为了拿张文凭，谋一份职业，“如果我们单是为了找一职业为谋生之途，那只是自私自利，并非是诸位来求学之主要目的”。“父母生了我们这一个人，有手、有脚、有头脑、有聪明，更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完成了你一个人，总要记得将自己所学，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服务有贡献”。这里，“二钱”指出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要有服务理念，通过毕业生服务，为社会、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对“二钱”高等教育思想的比较不是很全面，但从中可以领略到两位大师思想的相通之处。两人尽管所处环境不同、际遇有别，但都对教育事业的追求矢志不渝并提出了先进的教育理念，钱伟长更站在新的时代，呼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钱伟长72岁受命担任原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大刀阔斧改革，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名不见经传”的一所大学（后和其他几所大学合并）逐渐发展成为跨入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大学行列的上海大学，在2003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钱穆55岁只身南下香港，在困顿流离中创立新亚书院，主持校务长达15年（1949-1965），传承中国文化，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如余英时、严耕望等）。无论是高等教育思想还是办学实践，“二钱”都是领时代之先，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参考文献：

[1]钱伟长.《论教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2]钱穆.《新亚遗铎》.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