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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我30年前的学生,一个被贫困咬噬的农家女孩,一个腼腆、羞涩,甚至有点木讷的乡村少女。
那年她18岁,正值花样年华,县中的一名高二学生。她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和同学们交往,总是独自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专心地读书写字。我常问她的一句话就是:“怎么不和同学一起活动活动?”她莞尔一笑,看我一眼,脸旋即红了。后来,同学们告诉我,她家离县城近百公里,那里是出名的盐碱洼,地里不长庄稼,堂堂男子汉干一天农活还不如鸡下只蛋!她来县城上学,家里卖掉了唯一的一头猪,她常年是一身衣服一双鞋,无法换洗,因此,她不敢动,怕出汗怕弄脏了衣服。
她不合群,怕人,是因为穷。我还发现每次吃饭,她从笼屉中找到自己的饭盒后,总是跑得远远的,背着大家吃。后来,也是同学们给了我答案,她每顿吃的都是玉米馇和红薯干。
贫穷,或多或少剥蚀了她的自信,让她离群索居,让她寡言少语;但贫穷并未能阻遏年轻人涌动的青春和对未来的憧憬,反而呼唤出她要改变人生更换境遇的强烈愿望。她特别的刻苦特别的用功,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她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她生活在希望中,她心里揣着红红的太阳。
我喜欢这种有志向的穷孩子。我没有给她过多的同情,我给她的是鼓励是鞭策是尊重。我也真诚地希望她通过读书能走出那块贫穷的土地,拥有一个普通女性应该拥有的生活。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为了应对高考,保证一定的升学率,学校将高三年级4个班分成1个快班3个慢班。对高二的学生来说,能进快班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门槛。为此,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残酷的搏杀。她自然不能例外。临考前,她很紧张,尤其对外语,这是她的弱项,但我对她总成绩的预测是稳操胜券。
那天考外语,正巧是我监考。
考试时间刚过半,她突然举手要上厕所。我当然同意,但心里有点纳闷,疑窦顿生……我不由自主地走出了教室,缓缓地朝操场边上的厕所踱去。我们相遇了,站住了,我的目光死死地咬着她。她完全明白了一切,头低垂着,脸通红,鼻尖上沁出细细的汗珠,一阵难堪的短暂的沉默后,她交出了藏在外衣里面的英语书。但刹那间我似乎悟到了什么,我没有伸手接书,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去吧,认真考!”我不知道当时的我为什么会那么理智,那么平静,我一向自诩为容不得虚假犹如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为何对这种无可辩驳的舞弊行为竟会如此放纵如此软弱?
成功对她和她的家庭太重要了。
一切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是她总是离我远远的。我呢,再也没有和她单独说过一句话。我清楚,贫穷在她的心灵深处已经投入了阴影,而考试舞弊又在她的精神世界刻下了创伤,我不能因为我的出现而常常触痛她的创伤。
我一直在为她祝愿,默默地祝愿。在我的祝愿中她高三进入了快班。我希望我能看到她按我所愿,完成她摆脱贫穷的第一步,到那时,我一定和她掏心掏肺地聊一聊,告诉她怎么做人怎么行事……遗憾的是我终究没能等到这一天。高三上半学期结束后,我被调回了上海。离去的那一刻,她没有出现,我也不希望她出现,但是我感觉到她来过,因为清晨,在我的窗台上搁着一束鲜花,是刚从田野里采来花瓣上还滚着圆的露珠儿。
30年过去了,她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那张经常漾着红晕的农家女孩的脸还时时依稀入梦。30年中,我从来没有打听过她的消息,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愿。我不愿惊扰她,让已经远去的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新回到她的生活中。
选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