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媒体融合下的“多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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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在会议上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消息一出，市场的反应最直接，传媒概念股应声而涨，这样的市场反应可以看作是社会公众对这一指导意见出台的积极预期。而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这次会议以及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媒体融合从媒体的个体自觉到行业的全面觉醒再次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事实上，关于媒体融合，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率不断提升，数字化浪潮开始冲击不同媒体形态之间的物理边界，欧美国家兴起的对媒体融合的研究、尝试、国家层面的推进，便不断以引领者的姿态对中国的媒体研究者和从业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的媒体从业者大体是从新世纪开始进行自觉的媒体融合探索，十几年来，各类媒体探索不断，有局部成功者，有短期成功随后落伍者。总之，如同世界媒体行业的同行们一样，还没有谁敢说自己在媒体融合上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倒是那些以网络平台开发起家的人，在不断销蚀传统媒体影响力的同时，在人们不经意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做大做强为某一领域的诸侯，笑傲媒体江湖。

在中央高层提出媒体融合的时候，不同类型的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充满期待，并且从公开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各类谋篇布局的策略。然而，在谈论媒体融合的时候，传统媒体、新媒体和管理者之间，说的是同一件事吗？

传统媒体：将传统优势嵌入新媒体平台

传统媒体人的心目中，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平台虽然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手段，但是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能力、长期积累的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公信力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们常说的“内容为王”在新媒体传播条件下依然没有过时。10年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部门曾经主导过一次在传统报业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数字报业实验室”计划，其目标指向正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拓展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只是后来的效果并不如预期那样好，于是，抱团进军新媒体的实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不同媒体机构调动可以掌控的资源向新媒体转型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

广播电视机构的新媒体转型压力虽然比报业来得晚了一些，而且压力的呈现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深深的危机感在撼动着这些曾经满怀责任和情怀的人们内心深处的自信。人们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证据，诸如互联网平台上传播的最有影响力的视频内容，都是传统电视机构生产的，重大社会话题多是经过电视媒体的扩散后才成为公共话题的，甚至一些有影响力的新媒体内容平台的掌门人也是从传统媒体移师过去的……然而，说归说，有前瞻眼光和自我发展动力的电视机构在与新媒体融合方面，脚步虽然有时显得犹疑，但总是在向前走。

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媒体人，不管是平面的还是音视频的，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内容生产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优势究竟有没有可能平移到新媒体平台上，并获得新的生机？如果可以，做这样大动干戈的变革背后，我们追求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新媒体：利用传统媒体打造自身优势

对于新媒体的原创者而言，所谓媒体融合就是用无处不在的互联网逐渐消解传统媒体的过程。10年以前，传统媒体阵营中的报业机构率先在中国传媒产业界慨叹“报业的冬天”降临了，而且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寒冬。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正在Web1.0时代高歌猛进。面对报人的感慨和叹息，门户网站无往而不利，不断消解报纸在年轻一代中的影响力，不断降低报纸作为一种媒体的优势存在的物质基础，其中包括对报业人才的强势分流。

接下来，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持之以恒的升级改造，带宽不断增加，网民的消费体验不断改善，从简单的文本信息消费到音频再到视频内容的分享，广播电视媒体所具有的那些独具个性的优势也逐渐消解。看电视并不是人们获得视听享受的唯一有效渠道，视频内容的生产方式也因为网民的介入而使互联网环境下的内容无论是在生动性、及时性，还是亲切感方面都远远超越电视媒体。

互联网具有清晰的媒体功能，它能够传递信息、愉悦身心、动员社会、提供预警、传承文化，似乎传统意义上大众媒体的社会功能它都具有，同时还具有技术手段的天然优势。似乎可以说，从大时段的历史眼光看，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竞争中，最后的胜利者必定是新媒体群体。但是，如果纯粹从第三方的角度看，新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更多地并不是来源于其在公共议题上的设置能力，也并非来源于其对公共舆论的引导能力，甚至也不完全来源于其对受众精神产品消费的黏着能力。更多地，来源于其不断创新着的消解并重构社会网络的能力。换言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的社会影响力，主要不是通过其媒体功能实现的，而是通过其社交属性获取的。从这个角度看，新媒体要有相对于传统媒体的融合优势，就必须在保持社交功能强势的同时，不断强化其作为媒体的功能。

管理者：媒体的中心功能在于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

不管是什么环境下以何种形态存在的媒体，一旦具有大众传播的属性，就必然同时负载着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的功能。这样的功能，对于管理者，特别是国家发展的最高决策者而言，如何善用、善待、善管就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因为，一方面，社会形态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着改变;另一方面，媒体的形态也在不断地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形态向丰富多元转变。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社会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的长期平稳和平发展，将是国家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心议题;媒体发展则在席卷全球的数字化互联网时生巨大变化，传统媒体在自身成长模式还未完善的情形下，遭遇新媒体毫不留情的冲击和渗透。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使命就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别。西方国家是在社会整体结构稳定的情形下，在媒介生态的转换过程中实现媒体格局的变化的。而中国，是要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期待传播生态改变的情况下，媒体的社会动员能力不被消解也不被误用甚至盗用。

因此，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媒体融合并没有谁是主体的天然预设，而是要看融合后的机构是不是真的具备了强大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从而能够为国家的平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统一指向：塑造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

显然，在讨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时候，不同的讨论主体内心都有各自的关键词，传统媒体的关键词是革命与涅：主动革命是为了避免被动的替代，主动革命的目标是通过涅实现浴火重生。互联网机构的关键词是渗透与颠覆：渗透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改变，颠覆是沧海变桑田式的断裂。也许，在传统媒体长期不作为的情形下，影响力不断渗透的新媒体有一天会颠覆整个传播格局，虽然还有一些传统媒体以近乎文物的方式存在着，但人们在提及它们的时候，也只有“宫女闲坐说玄宗”般的感慨了。对于管理者而言，关键词永远是主流价值与舆论引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社会凝聚力和集体动员能力是两个关键性变量，肩负国家治理重任的管理者当然不能小觑媒体在其中所能起到的构建作用。

因此，从国家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管理者有期待，传统媒体有压力转化成的动力，新媒体有成长的需求，媒体融合几乎将成为媒体行业今后几年毫无悬念的讨论热词和行动目标。现在的关键是，媒体机构，究竟该走怎样的媒体融合路径？

笔者认为，这一选择的前提条件需要国家层面的管理者给予设定，那就是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生态下媒体管理的顶层规制设计。毋庸讳言，从国家层面上，在媒介产业规制方面，不能不考虑互联边界与信息、多元传播与主流价值、技术创新与舆论引导等多方面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容。但是，对于媒体机构和从业者而言，对于那些愿意向传媒产业投资的业外资本而言，规制的顶层设计最重要的价值是给予这些利益相关方清晰的制度边界和稳定的市场预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那些短期的、投机性的、怀有非常目的的投资和玩家的介入，保证媒体产业和传播事业都能在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下运行。

在此基础上，传统媒体必须认清这样的形势，如果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传播与话语权争夺的主要空间，直接关系国家文化安全和政权安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媒体已经到了一个革新图存的重要关口。曾经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如果没有有效的维护和张扬，受众的期待总是不能满足，那么，再高调的社会责任都只是一句空话。

对于新媒体而言，通过社交功能和互动黏性建立起来的用户忠诚，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内容作支撑，也很难想象这样的忠诚可以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影响力。而没有社会影响力的信息通道，最多只能算是通信平台而不是传播媒体。新媒体人可能遭遇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能否生产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内容，这一点随着管理部门对网络媒体在新闻采访报道方面的开放，已经有所改善。因为一些传统媒体人的加入，这方面的能力提升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另一方面，能否对网民以及自媒体内容生产进行有效管理。这方面没有可以借鉴的方法，一些机构运用传统媒体的内容把关方式管控新媒体平台上的内容生产，已经被证明效果有限。因此，应尽快运用新媒体的技术手段，结合新媒体生态下的舆论变动规律，有效地生产有影响力的内容。同时，管理好网民以及自媒体的内容生产，将成为新媒体机构在媒体融合过程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关键。

总之，谈论媒体融合，探索媒体融合的路径，媒体人必须回归这样的常识：技术创新与舆论引导是媒体形态变化过程中一对相互推进的因素，技术创新没有止境，舆论引导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而对于当代中国，为转型中的国家发展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大概是任何一家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媒体都不容回避的话题。

（作者为环球舆情调查中心执行主任，传播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