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我的六年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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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学者应当想清楚研究的方向，

是中国的管理学问题，还是管理学的中国问题。

好像一场大梦，时光倏忽到了2016年底。当编辑问我打算回顾2016还是展望2017时，感觉被啪啪打脸打到从梦中醒来，然后被摇晃着听到：你已经回国六年了，六年知道吗？又一个博士学位的时间了，还是延期毕业的。对于一个刚被喊醒的人，展望有点困难，那么看看来时路，且就“回国再适应”这个题目，六年之后，我能不能进入答辩环节、按时毕业呢？

相对论诚不我欺。小时候的日子是知了声声叫着夏天，为赋新词强说愁;年纪大了以后愁多得都说不出来了，同样是一天24小时便成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和年龄一样，生活环境也制造着不同的时间感知。发达地区制度完善、环境稳定，隔个十年二十年故地重游，基本没什么变化，尤其像美国“大农村”地区，生活悠闲空气好，人少事也少，时间就显得慢。而国内几乎各种环境都还在发展中，好多地方隔了一年半载再去就不认识了，好多事还是要借助关系而不是完全照章办事。人人事杂心乱，很难静下心来做事，一天忙忙叨叨就过去了，时间过得飞快。

当年有位在上海某高校任教的同学，听说我要回国，感慨道：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我文学修养不足，特意查了一下，语出黄庭坚《虞美人》，说的是远离祖国多年，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已消磨殆尽。他是位有理想有情怀的经济学家，有很多忧国忧民的理想，虽然一直战斗在教学科研的前线，但那些少年志气想必在柴米油盐中磨损了不少。

而我呢，在洛杉矶四季不辍的阳光下，为了遍尝美食而坚持锻炼身体，过得无比健康、规律，读论文理数据几乎成了业余工作（难怪研究做得不行）。生活简单，则赤子之心尚在，一腔热血犹存。感觉精力和体力都比十年前好得多，倒是很迫切地想去体验我疏离了十年的故乡。也许因为从经济学到企业战略，了解到的国内外企业实践越多，越觉得我国人民勤劳勇敢、坚毅善良，中国经济没道理不欣欣向荣。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国外的人通常更爱国，我看这就是个主要原因。

有位同是海归六年的高校教师撰文说，回来后不仅要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更要适应从强制度环境返回弱制度环境后的各种挑战：生理系统要经受雾霾和食品安全的反复考验，心理方面要逐渐摸着石头过河，体会办事过程中的复杂、灵活和无奈，然后学会接受，学会应对。总之，回归人的要务之一就是快速成长，尽快成长到皮糙肉厚、耐磨耐撕。所谓适者生存。

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海归人士的文章总有类似的感叹，像“叹息”“压力”“疲倦”“无奈”这样的关键词，一搜一大把。既然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当初为什么要回来呢？反正我自己呢，作为一个北京土著，当年我父母听说了我接过的offer，哪儿都嫌太远，说了半天，只有我大北京不远。

他们离不开熟悉的亲戚朋友，我也不可能离开日渐年迈的他们。纵然祖国大地有着当前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机会，我想真正帮我们做决定的，还是那些无形、但扯不断的东西吧，比如亲情、爱情、家乡的味道。困难虽然多，却也无法挡住一颗要回归祖国和家乡的心，归与不归之间，看你看重的是什么了。这就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和“好脏好乱好热闹”的对决吧。

说完回归之心，说说学术。作为一只受过正统美式学术研究培训的“青椒”（青年教师的戏称），我和许多同辈一样，一直以西方（特别是美加）高校的研究范式为模板，以在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为目标，这也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的评价指标。

不幸的是，无论多窄的领域，顶级期刊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全世界怎么也有数以万计的“青椒”在拼命挤进去，中国人做的研究要跻身英文学界的塔顶，并且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用脚跟想也知道能做到的无非寥寥几人。

然而另一方面，经过这些年与国内学生、学者、企业家的接触，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美国那一套强制度下的学术范本和研究内容，对于中国学界和管理者来说，过于理论化，难免流于无趣。何况，如果仅仅把英文学界已经用到烂熟的理论装在标有“中国”二字的瓶子里，在数据上再精细化一些，这样的研究有多少新意，有多大价值，又有几位管理者能听得进去呢？

著名华人管理学者陈明哲老师曾多次说，国内的学者应当想清楚研究的方向，是中国的管理学问题，还是管理学的中国问题。著名美国犹太裔管理学者阿里・卢文（Arie Lewin）热心于管理学的中国问题，他曾任著名国际A+期刊《组织科学》的主编，现在以70多岁高龄任《管理与组织综述》主编，每一篇提交上来的文章都会亲自看、亲自给作者写信，除了值得钦佩的勤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外国人、一位资深管理学者的角度，感受到了中国企业的多样性及其巨大魅力，显示出对中国企业中的管理现象的极大兴趣。据我所知，他多年以来频繁走访国内知名企业，不光是理解现象，更是进行哲学探讨，这和现在很多企业家从历史哲学中求解的思路不谋而合。

受这些影响，本该浸淫在顶级学术期刊文章中的我，却慢慢捡起了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经典讨论：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他的弟子余英时先生的《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孙隆基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虽然受工作所限读得比较慢，但越读越有兴趣。他们的书不涉及任何企业管理问题，但其中所阐述的文化特色、思维方式、哲学思想，对于当前分析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思路和决策，却特别有启发。

其实中国人一向讲究家国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正说明我们在任何组织中的思考方式都是从我们的生活逻辑中来。中国人几千年来为人处世的哲学，不仅跨越时空仍然有效，而且具有很强的跨层性，也就是说，从日常的柴米油盐的逻辑借用到组织管理，毫无压力。难怪扫地僧可以是大师，保洁阿姨可以是哲人。

拍案叫绝之余，我觉得再亦步亦趋追着英文期刊，身为一名中国学者简直要说不过去了。当然，这只是反思我自己，作为一个不知道黄庭坚的《虞美人》的人，我哪来的资格说别的华人学者当如何？不过是在后悔当时年纪小，大好时光都抛给了英语学习，却忽视了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

套用20年前《甲方乙方》里的经典名言，到今天，我回国的六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我希望自己经历越多，越能够看清前进的方向，越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我的生活、对我的祖国充满希望。虽然有点像口号，但这么多年的积淀，里面的内容，远远超过那个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