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效应及制约因素解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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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来看,尽管其对提升信心,抑制经济的继续下滑起到了作用,但离我们的预期政策目标还有较大的距离。究其主要原因,我们认为,财政政策主要受经济制度的制约而未能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效应。以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封闭条件下三部门IS—LM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从理论上分析了制约财政政策效应发挥的各个变量,并实践上对制约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财政政策;政策效应;制约因素;IS—LM模型

一、IS—LM框架下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分析

IS—LM模型是由希克斯首创、经萨缪尔森推广而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经典模型,它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问题,是分析财政政策效应的有效工具。IS曲线是投资(Investment)和储蓄(Saving)的代称,代表产品市场的均衡,即投资等于储蓄。LM曲线是流动性(Liquidity)即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Money)的代称,代表货币市场的均衡,即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这里我们只讨论正常斜率下的IS—LM曲线,正常斜率的IS—LM曲线指的是IS曲线和LM曲线除去横轴或者纵轴平行或垂直情形之外的其他所有状态。IS曲线在图中向下倾斜表明,在产品市场上,随着利率的下降,均衡的收入会不断上升;而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均衡的收入会不断下降,利率和收入呈反向变动。LM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说明在货币市场上,利率和收入呈正向变化趋势。即在收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货币的交易性和防御性需求就会增加,在货币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此时货币的需求就会大于供给,从而导致利率的上升。

运用IS—LM模型我们得出,扩大内需财政政策使社会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在封闭经济中,总需求是在一定价格水平上,本国和外国购买者对本国商品的总需求量。它等于本国居民对本国商品(相对进口商而言)的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之和,加上外国居民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即出口需求。用公式可表示为Q=C+I+G。价格的上升伴随着需求的相对减少,总需求曲线AD向下倾斜。

1.政府支出增加对总需求的影响

政府支出的增加G将导致IS曲线和需求曲线右移,在这里我们暂时用δ来表示财政政策乘数。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政府购买的增加或者税收的减少都会影响国民收入水平,从而导致社会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a)IS—LM曲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支出的增加G导致的均衡国民收入以及总需求的增加,均衡的国民收入从YO增加到了Y1。但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增加的国民收入要小于G•δ,即实际国民收入的财政扩大效应YOY1小于YOY2。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的增加直接提高了总需求和总收入,货币需求会随之增加,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利率r会上升,从而导致社会私人投资下降,产生“挤出效应”(Crowdingouteffect)。挤出效应的大小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效果。而需求增加如何在产量增加和价格上升之间分配,取决于总供给曲线的斜率。

2.减税对总需求的影响

减税的影响与政府支出增加的影响相同,减税相当于增加政府支出,IS曲线向右移动,均衡国民收入增加。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上,利率提高,总需求增加,这导致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这里不再重复。

二、封闭条件下IS—L（）M模型数学解释

我们假设不存在国际贸易关系,根据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商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示为:

C+I+G=C+S+T(1)

其中,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S代表储蓄,T代表税收,所以国民收入均衡模型此时可以表示为:

Y=C+I+G(2)

C=C0+b•Yd(3)

Yd=Y-T+Tr(4)

T=T0+t•Y(5)

I=I0-d•r(6)

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C0代表自生消费(代表即使当时没有收入也会进行的消费),b代表边际消费倾向,I0代表自主投资(r为0时能有的投资量),T0代表固定税收,t代表边际税率,代表引致税收,Yd代表可支配收入,Tr代表政府转移支付,d代表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系数),r代表利率。

由(1)～(6)式我们可以推导出:

r=-•Y(7)

这个就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对应于“r-Y”空间数学表达式,即IS曲线方程。从这个式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IS曲线的斜率。

λ′(IS)=

LM模型数学表达式推导:

m=MP(8)

LP=k•Y-h•r+W0P(9)

MP=LP(10)

其中,m代表实际货币供应量,M代表名义货币供应量,p代表价格水平,L代表名义货币需求。k代表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系数),h代表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度(系数),W0代表其他金融资产的名义值。

由(8)～(10)式我们可以推导出LM曲线的数学表达式:

r=•Y+-(11)

LM曲线斜率λ′(LM)=

将上述(7)式和(11)式联立方程组,即可以求得在开放条件下IS-LM模型均衡解表达式:

Y=++

-(12)

对(12)式子以G为自变量求偏导得到:

YG=11-b(1-t)+d•kh(13)

三、财政政策效应制约因素的IS—LM模型解释

在封闭经济下,影响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因素更与b(边际消费倾向)、d(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t(税率)、k(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h(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度)等因素有关。在封闭条件下,IS—LM曲线的数学表达式分别为:

r=-•Y(IS曲线)

r=•Y+-(LM曲线)

IS、LM曲线的斜率与财政政策乘数分别为:

λ′(IS)=和λ′(LM)=和YG=

11-b(1-t)+d•kh

1.IS曲线与财政政策效应}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假定LM曲线不变。

(1)b(边际消费倾向)与财政政策效应

从IS曲线的斜率可以看出,当其他条件既定时,当b越大,λ′(IS)越小,IS曲线越平滑。而财政政策乘数YG越大,即b的大小和财政政策乘数的大小同向变化,在下面的图形中就表示为曲IS线由IS1向IS2移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b越大,IS曲线越平滑,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均衡国民收入也就越多。

(2)d(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与财政政策效应

从λ′(IS)=可以看出,当其他因素既定的时候,当d越大,λ′(IS)越小,从而使得IS曲线越平坦,同时财政政策乘数越小,反映在图形上IS1曲线移动成为IS2曲线。IS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乘数越小,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越大,从而导致均衡国民收入的增加越少。

(3)t(税率)与财政政策效应

t越大,λ′(IS)也越大,所以IS曲线越陡直,反映在图形中IS1向IS2移动,而财政政策乘数越小,均衡国民收入也越少,从Y1下降到Y2,如下图所示。

2.LM曲线和财政政策效应

同样,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假设IS曲线不变。

(1)k(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与财政政策效应

LM曲线的斜率λ′(LM)=,当h既定时,当h不变时,随着k的增大λ′(LM)也增大,LM曲线越陡直,反映在图中表现为LM1曲线向LM2移动,而财政政策乘数YG=11-b(1-t)+d•kh越小,均衡国民收入增加越少(Y3Y4

(2)h(货币需求的利率敏感度)与财政政策效应

LM曲线的斜率λ′(LM)=,当k既定时,随着h增大λ′(LM)也增大,LM越平坦,反映在图中表现为LM1曲线向LM2移动,而财政政策乘数YG=11-b(1-t)+d•kh越大,均衡国民收入增加越多(Y1Y2

四、影响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制约因素

1.制度变迁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总体影响。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一个牵涉到利益格局调整的复杂过程。制度变迁主体多样化的偏好和选择,使制度变迁过程充满了时滞和不确定性。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消费者,对新制度何时能建立起来以及新制度到底能带来多少潜在收益,缺乏充分的信息,因而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于是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尽可能地给个人的未来保险,使消费尽可能保持平滑。

2.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居民消费占GDP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下降。消费需求既取决于商品价格,又取决于居民收入。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看居民的消费需求,我们首先考察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09年第一季度)》统计,在近10年中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占国民初次分配比重和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比重都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在劳动报酬净额当中,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呈上升趋势,而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呈大幅下降趋势。这说明,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收入比重的下降,主要原因是企业支付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下降。居民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与居民财产收入的来源结构有关。居民的财产收入中主要是利息收入,红利收入很少。这就使居民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给企业带来的利润增长。这也意味着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和企业收入占比可能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正是由于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比重都不断下降,中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也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这也是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的主要原因。

3.民主制度的缺失。秦晖(2009)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是美国人过度消费、借债消费的一个典型表现。高消费率源于美国民主制下自由、福利双重膨胀的“反向尺蠖效应”。在美国,“左派政府”主张更多的社会保障,“政府”主张更多的经济自由,左共同主张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高福利与高自由都会对消费起推动作用,福利保障越发达,人们就越敢于消费;而高度自由的结果,人们消费的手段和品种也更多。

与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内需难以拉动的难题根源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其内部形成的“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尺蠖效应”会导致“自由”与“福利”的双双不足,从而反常的压低消费率。没有社会保障,人们就不敢消费;而自由缺乏,人们消费的方式就受到约束,尤其是信用杠杆在管制状态下明显地会抑制消费潜力的释放。因此,由“尺蠖效应”而产生的体制性约束,会严重阻碍中国居民消费的正常增长,也使中国政府实施的扩大内需财政政策的效应大打折扣。

(二)影响投资利率弹性的制约因素

一般说来,利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利率与投资预期收益之比。当利率较高,达到或超过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利息支付等于甚至大于投资的预期收益,于是投资的贷款需求减少,投资活动减少,反之则反。然而,投资存在利率弹性是以银行的企业化、企业的市场化、企业对银行资金的依赖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等条件为前提的。

在中国,就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而言,其产权仍然比较模糊,尚不能真正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求发展的法人实体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国有企业在盈亏责任、预算约束、风险责任及风险机制等方面仍然软化。企业的融资行为建立在这种基础上,自然不会考虑利息这一融资成本的高低问题,利率的高低及其变动不会使国有企业减少贷款或增加贷款,从而其投资对利率及其变动敏感性极弱。而非国有企业则面临着预算硬约束,投资利率弹性比国有企业更强。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就总体上而言,中国企业投资是具有一定的利率弹性的,但也是较小的。尽管企业投资的利率弹性较小可能使中国的财政政策更具效果,但从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效应。由于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所以,货币政策效果的削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政策效应的发挥。

(三)影响货币需求的制约因素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使货币需求的决定机制、影响因素均发生很大变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价格自由化进程、利率制度安排等形成了中国货币需求的微观机制。但由于制度变量不易量化,目前中国有关学者们常用经济货币化作为制度因素的主要量化指标引进货币需求函数,用货币化过程描述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对货币需求的特殊影响。一方面,在分工趋细,交易环节增多的情况下,货币化程度和货币沉淀程度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且不完善、不配套。这样,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人们货币持有量也迅速增长,从而使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增大。

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则主要与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有关。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极不完善的,突出表现为几乎不存在市政债券或机构债券市场,企业债券市场也极不发达。这必然导致中国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较小。

(四)影响民间投资的制约因素

1.制度性退出壁垒对民间投资的影响。所谓制度性退出壁垒,是指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刻意保护,致使其在长期亏损下亦可滞留在行业之中而不发生退出。中国国有企业的退出在严格意义上还只是一种政府行为,由于国有企业分布于所有的行业之中,这种制度性的退出壁垒便可超乎产业组织领域从而构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宏观经济变量。这就是说,一旦总需求因某种原因降低,由于国有企业的“在位刚性”,整个国民经济将会陷入过度竞争状态。而普遍低下的市场赢利性又将进一步降低民间投资需求,从而导致总需求的动态下降过程。2.投资融资体制扭曲抑制了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在中国,投融资体制扭曲的主要表现是:一是中国迄今为止仍然保持着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控制。许多项目都要经过政府机构的重重审批,不仅减低了效率,而且还限制了可能的市场化的投融资方式。二是银行处于转轨时期,支持经济发展与防止不良贷款两难要求的矛盾非常突出。责任和激励的不对称造成在现行条件下放贷者的“谨慎”。加之社会信用薄弱,投资环境不理想,贷款风险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惜贷”现象,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信贷紧缩。三是金融市场不健全,特别是债券和货币市场的发育严重滞后。在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前提下,银行业的适度竞争可以使居民储蓄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企业投资,但在中国信贷市场上的利率管制和歧视产生严重伤害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其后果是好的私营个体企业得不到贷款,或贷款成本过高。

3.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大量发行建设国债和政府投资的扩张为基本特征,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弥补最终消费、净出口和资本形成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并且由于前述的体制性约束导致的消费压抑,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于市场机制传导的工具性效果并不明显,更主要的是以直接产出效果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的体制背景决定了政府投资对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政府投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围绕着投资展开的地方政府竞争不仅导致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导致公共品供给的扭曲,加剧了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而且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究其原因,是由于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竞争过程中采取外延型的增长模式,产生了投资冲动,而中央为了平抑该冲动,不断采取相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经济的波动。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政治交易成本、以及一些总需求变动等,都可能加剧这种波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投资增长泡沫通胀紧缩衰退扩展投资……”的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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