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生命中的“洛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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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法国巴黎的一家小出版社，推出了一部名为《洛丽塔》的长篇小说。三年后，以言论自由著称，但却多次拒绝这部稿子的美国，也终于接纳出版了此书。《洛丽塔》的出版，即刻引发轰动，成了当时拥有最广泛受众的畅销书(就在今天，这部书仍以其独具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多变又挑剔的读者)。之后数年，已被尊奉为文学大师的该书作者纳博科夫，仍不无自负地说：“有名的是《洛丽塔》，而不是我。”

《洛丽塔》的内容，当然毋需笔者在这里多嘴重复，但其中的一些细节，却值得略略提及。书中主人公亨伯特在“洛丽塔”之前，有过一个女友名叫安娜贝尔，其实，她亦只是一个孩子。也是十四五岁孩子的主人公洛丽塔说：“她是个比我只小几个月的可爱的女孩。”但很快，她死了。“安娜贝尔的死带来的打击强化了那个噩梦般夏天的沮丧，使之成了我青春岁月中那些凄凉日子里的任何浪漫追求所无法穿越的永恒障碍。”这实际上是主人公后来钟情小女孩，迷恋“洛丽塔”的重要因子。由此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主人公由此心理形成一个“结”，一个对小女孩特别爱好，不能忘怀的“情结”。

1962年7月，英国BBC电视台采访《洛丽塔》作者，当问到“洛丽塔有原型吗”时，纳博科夫断然回答：“没有。洛丽塔没有任何原型。她诞生于我的头脑。此人从未存在过。事实上，我不太了解小姑娘。当我考虑这个题材时，我不认为自己了解任何小姑娘。我不时在社交场合遇见这些小姑娘，不过，洛丽塔是想象力的产物。”

“不了解”，“从未存在过”……那么，小说中小姑娘的精微情态，那从她身上表现出的“令人心醉神迷的魔性”，以及作者笔下经典描摹，真是“想象力”的产物?这问题，我们似乎不宜轻下结论。

1915年，在纳博科夫的生命中，遭遇到一次强烈的情感风暴。他当时仅只有16岁，那个女孩，比他还小一岁。后来在写回忆录时，作者不想暴露她的姓名，只是为她取了一个与真名同样富于色彩的化名――“塔玛拉”(以下我们也姑且这样称呼她)。

那是俄罗斯圣彼得堡南面的一座乡村。纳博科夫与塔玛拉两家同时居留在这里。敏感的男孩当然常常注意着这位显得不一般的女孩。很久之后，他仍能细致描摹出她当时的情形：“她矮小，有点趋于丰满，但很优雅，有纤细的足踝和柔韧的腰肢。一滴鞑靼或切尔克斯的血液也许解释了她快乐的眼睛微微的歪斜，与她青春焕发的脸颊的幽暗。一层轻柔的软毛与人们在杏仁果上发现的相似，以一圈光耀的美丽圆边画出了她的侧影。”人们或者可以留意，这与“洛丽塔”给人的印象何其相似?

“她的所有特征都令我狂热地沉醉……”最初，纳博科夫追踪着小姑娘，骑马或自行车，在她家租住的村舍附近。但是，即使偶尔在某个地方见到，那时机也是不成熟的：或者母亲，或者女友伴着，他们无法直接打招呼相互认识。经过努力甚至设计，他们在一座有五彩窗的厅阁里见面了，“我才鼓起了足够的勇气向她说话。”

初恋是无节制的狂热。这之后，纳博科夫与塔玛拉去了附近森林中所有的秘密地点。这里曾经是他想象可能遇见她的地方。纳博科夫舅父在当地有一座很大的别墅。此时舅父不在，他们因之能够自由地“迷失”在其中有两个世纪悠长历史的花园。在喷泉边，在迷宫般的小径旁，他们抚摸古典雕像，相互牵着，“摇晃着手”走路；当然，纳博科夫如所有男孩子一样，会挑一朵大的牡丹，献给他倾注所有热望的小爱人。

在黑暗的雨夜，仍不能浇减这对少年男女的热情。纳博科夫把自行车灯和火柴点着的电石灯装在一起，用这点微弱的光照路，小心翼翼地前去约会。那是多么阴湿同时又是多么充满浪漫气息的夜晚啊!一路骑，一路推……在舅父宅邸一个柱廊角落，塔玛拉等待着。一见面，男孩有无数的话――这一路的惊险遭际，他的勇敢，他的热情，以及那语言背后难以表达的……塔玛拉静听着，只偶尔为打在树叶上集中划落的水串小小干扰一下。

虽然纳博科夫早慧，很早就能写诗，但此时，他感到自己成了个多产的诗人。几乎每一周，纳博科夫就会向心爱的姑娘献上数首动人的情歌。尽管后来这些诗歌的作者认为这些诗是“幼稚的产物，完全没有价值并且绝不应该出售。”可诗人的母亲却在儿子为她朗诵过之后，珍爱地将它们抄录在一本特别的札记簿里，通过此，母亲了解到儿子浪漫史的全部。不仅如此，第二年春天，母亲将它们集中成一册，印制出版了出来。

这册诗集，受到纳博科夫学校里的俄文教师的“激烈地嘲讽”，引发了全班大多数人的狂笑；另一位女诗人，也告诉纳博科夫的父亲，说他永远也成不了诗人。只有一位记者，因为纳博科夫父亲是文学基金会主席的缘故，对这册诗集写了一篇热情到不可思议的赞誉文章。但此文并未发表出来，因为纳博科夫及父亲都认为它言过其辞了。这次经历，导致了异样的后果，按纳博科夫的说法：治愈了他对文学声名的一切兴趣。很可能还导致了对评论的几乎病态的和并非总是有道理的冷漠。从后来纳博科夫对批评界的情况看，这是确切的事实。

天气终于为他们秘密的爱情带来了麻烦。冬季来临，两个家庭又移居进城市――古老的圣彼得堡。村庄中，森林间那种宁静、安全，使他们已经十分熟悉的气息完全不存在，乡下里愉快的秘密在这里成了负担。家庭显然不是合适的约会场所，于是，他们成了这个城市里不懈追求庇护所的漫游者。

热恋中的小人儿对上学是没有兴趣的。逃学成了连续的功课。最先，他们只是在结霜的公园大道上行走，或者偎依在冰冷的长凳上；后来太冷，户外没法呆，他们便出入于既公开又略可避开人们目光的博物馆。当然，他们并非真正的参观人，而是隐秘处所的寻觅者。一次，他们躲进博物馆一个存放扫帚及梯子等杂物的房间，但是，不留神碰倒了一大堆空框子。“哗哗啦啦”的声音不仅吓着了两位小年青，也把一位好奇的参观者吸引了过来。他们只好赶紧逃跑。

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博物馆，他们在一个冷僻的展台下，悄悄躲在一起，不料被一个老兵发现。在以叫警察的威胁之下，他们只有再次转移。接下来，苏沃洛夫、教学博物馆、宫廷马车博物馆，甚至极小的旧地图博物馆……每个地方，他们都不可能呆久，多疑的侍者探询的眼光，常常将他们短暂的激情打断。当几乎走完这座城市所有的博物馆后，他们只好又回到大街，回到在当时并不愿欣赏的美妙雪景之中。

当时，可怕的严寒几乎冻熄了爱的火苗。后来，塔玛拉在忧郁之时，甚至认为他们的爱没有经受住那个冬天的压力。尽管纳博科夫已经向她表白过：1917年末，在自己完成学业后就结婚。

冬季终于过去，春天显得格外娇媚。当时纳博科夫醉心于当一名 足球守门员，他约塔玛拉去看有他参加的校际比赛。在头戴一顶白帽的塔玛拉的注视下，纳博科夫发挥得淋漓尽致，扑出了不少险球。这当然使两颗年轻默契的心充满愉悦。

后来，经过努力，他们又回到了那给他们充分自在伸展的乡间。整个夏季，他们都“迷失在遍生苔藓的树林间，沐浴在一个童话的小海湾，在花冠一边发出永远相爱的誓言……”“整个世界和它的树木在她欢笑的眼球中旋转……”

或许如中国古老的思想，盛与衰是紧密相连，烫人的夏季越过之后，秋叶便开始飘落。按照事先的条件，此时塔玛拉必须进城寻找工作。对于这前景，两个少年虽然已想到多次，但真正地离别却被遮没在几乎每天离别之间。这一次，他们是真正离别了。

尽管之后他们还常常以书信联系，但却几乎再未见过面。不，有过一次，只短短几分钟，但它给纳博科夫留下的，却是终生不灭的“纯粹”痛苦。那是1917年一个夏夜，在一列郊区火车上，纳博科夫与塔玛拉偶遇了。两站之间，只有几分钟。长久的离别，双方都有些窘迫。塔玛拉只能简单说几句自己工作的情况，就这样，没有更多时间调整，没有办法进入旧有的状态，塔玛拉就该下车了。数十年后，在纳博科夫的回忆录里，当时的情形仍痛苦而真切：塔玛拉在下到车厢梯级时，回转身看了纳博科夫一眼，然后走进了“一个小站散发着茉莉花香气的、蟋蟀狂叫的黄昏……”

很快，纳博科夫与全家开始了流亡――克里米亚、雅尔塔……可神奇的是，不管走到哪儿，纳博科夫总能不可思议地收到塔玛拉的来信，这些书信，激发了纳博科夫的一个梦想：他计划加入邓尼金的部队，想骑着马冲进圣彼得堡的郊野，当然，他其实是想回到塔玛拉的身边。

纳博科夫很快出国了，并在长久努力之后，成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作家。在行走、居留世界多个国家时，凡是见到欧洲、美洲的任何与圣彼得堡乡野相似的地方，“我的心就融化了。”而“乡愁”最直接的引子，仍然是塔玛拉那些不可思议辗转而来的信。之后多年，那些信可能会奇迹般地出现，仍然是纳博科夫痛苦中常常的企念。

了解了纳博科夫的这段爱情，人们应当比较容易看出，对后来小说中“洛丽塔”这样的小姑娘，作者并不陌生。对这个时段姑娘的情态特征描写，由于作者这段恋情而推衍得相当极端，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不仅“洛丽塔”，在纳博科夫其他几部重要著作里(如《黑暗中的笑声》、《贵人、女人、小人》等)，这类小姑娘形象常常纠缠在作者笔下。倘从心理学去考察，这个年龄段的小姑娘，成了作者的一个“心结”。从其一生检巡，造成这“心结”的，毫无疑问来自纳博科夫这段不能忘怀的恋情，不能忘怀的小爱人塔玛拉。

当然，在作者的意识里，也许不愿将自己的恋情与这部小说链接起来，但一部惟妙惟肖描绘出少女特有魅力的作品，倘若毫无原型，全凭想象力，也许并不能完全说服人。撇开小说，大作家纳博科夫的这段恋情，对他之后的生命展开、写作情绪，是有重要影响的，虽然它仅仅隐伏着。隐伏并非不时时触痛，不令人铭心刻骨，这是我们在阅读纳博科夫作品，钩沉纳博科夫这段人生非常经历时可以深切体验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