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卢卡·帕乔利福泽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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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俞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有“日本的伏尔泰”之誉，《文明论概略》是这位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作之一。福泽俞吉对日本的会计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福泽俞吉，才将日本的会计带进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提起福泽俞吉（1834-1901年），在日本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日本流通的万元大钞上就有他的头像。他是日本近代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有“日本的伏尔泰”之誉。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积极宣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天赋人权”思想，通过传播西方文明启发了日本国民的觉悟，影响了日本发展的走向，推进了日本现代化的进程，并使日本快速发展起来，成为当时亚洲崛起最快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福泽俞吉出生于公元1835年1月10日。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现今日本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母亲是同藩士族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父母一共养育了两男三女，福泽俞吉是小儿子。福泽俞吉的父亲曾在大阪中津藩的藏屋敷担任会计工作，他还是一位廉洁自持、才学俊秀的汉文化学者，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恰巧在福泽俞吉诞生的那一天，他买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又逢儿子出世，双喜临门，欢欣无比，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福泽俞吉。

福泽俞吉刚满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年仅四十五岁的父亲因病亡故。三十三岁的母亲，不得不带着五个孩子，回到了故乡中津，过上了寂寞穷苦的生活。在困境中长大的福泽俞吉天生豁达、豪迈不羁，他爱好自由的生活，对事物的观察细致入微。二十一岁时，他离开家乡，到长崎学习兰学（荷兰语及学术是当时日本国最早开放的西学）。日本在厉行闭关锁国的年代，只有长崎一地可与荷兰通商。兰学可说是当时日本人接触西学、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发端。离开长崎后，福泽又去了大阪，拜当时的兰学大师方洪庵为师，继续研习兰学。方洪庵（1810-1863年）不仅是一位兰学大家，也是一位医学专家。福泽俞吉在那里学到了许多经世致用的知识。福泽俞吉在26―34岁的时候，有机会三次出访欧洲和美国，并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这三本书在当时轰动一时，影响甚大。福泽俞吉目睹了欧美国家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东方文明古国的相继没落。福泽俞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福泽俞吉深受西方文化思想的熏陶，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借鉴西洋先进的科学思想。他的涉猎范围非常广，就连簿记学也不轻易放过，这对于一个不懂会计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大难题。他以美国人H•B•布赖恩特和H•D•斯特拉顿二人合著的《公立学校的簿记》为蓝本，一边查阅工具书、一边进行翻译，有时通过后边的翻译又发现了前面词汇翻译的不准确，于是又回过头来重新校对，如此反复，一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公元1873年（明治六年六月）出版了《账合之法》初编二册，第二年6月又出版了《账合之法》续编二册。在翻译过程中，除了保持原书的精神外，他还结合日本国语言习惯，将“借、贷”二字改为“出、入”，以方便本国人阅读和理解。《账合之法》出版后，非常畅销，并再版数次。日本现代著名的会计学家黑泽清教授就该书对日本会计文化的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本著作的出版，在明治初期具有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世界上最早的卢卡•帕乔利的簿记问世大致相同的启蒙意义。”（日，西川孝治郎著《日本簿记史谈》，同文馆，1974年版第214页）中国会计史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道扬教授认为：“这部译作的出版，不仅将先进的簿记法引进日本，而且对后来日本的会计学术和会计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郭道扬，《会计发展史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9页）会计学者文硕先生更是礼赞：“福泽俞吉以他的不羁之才，生花之笔，推出洋洋几十万字的《账合之法》，才将日本的会计带进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进一步可以说，《账合之法》的问世，不仅是日本国新式簿记的光荣诞辰，也是整个亚洲新式簿记的光荣诞辰。……他是引导日本会计浩浩荡荡地走向近代化的风流人物，是值得亚洲人们自豪的会计发展的弄潮儿。”可以说，《账合之法》的出版和再版，都说明了日本明治改革和经济发展是非常需要西方大量的新知识、新理念和新方法作为铺垫的。从此，日本的会计发展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处于亚洲的领先地位。

福泽俞吉不仅在簿记方面率先垂范，努力耕耘，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在其它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则更远更大。福泽俞吉生活的时代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巨大转变时代，在新旧交替，斗争尖锐而复杂的历史时期，福泽俞吉以谋求国家独立，个人独立和富国强兵为己任，通过兴办私塾和著书立说来改变民族的陋习。他创办了日本庆应大学，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革命性的设计，他的著作多达60种以上，如《西洋事情》、《西洋导游》、《西洋衣食住》、《文明论概略》、《劝学篇》、《帝室论》、《童蒙教训》、《记账法》、《日本地图集》、《会议辨》、《丁丑公论》、《民情一新》、《时事小言》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重要文献。

他在《劝学篇》中，积极宣传个人独立、国家独立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号召日本人民尽快赶超先进国家。在《劝学篇》中，福泽俞吉有针对性地指出“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歌善诗等不切实际的学问……应把这远离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而专心致力于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际学问，……如练习写信记账，学会打算盘和使用天秤等”（《福泽俞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并说明了地理、物理、历史、经济、修身等科目的实际功用；他认为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学习西方的实际有用之术，则个人、国家便可获取独立。他在《文明论概略》剖析了日本的社会发展现状，告诉日本人民何谓文明，文明的内容及体现文明的制度是什么，强调文明不仅是物质文明，更重要的是精神文明，希望改变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成为“独立自尊”的国民，以推进日本的文明进程。

福泽俞吉的文明论非常有特色，他把文明分为外在文明和内在文明。外在文明是指服饰、饮食、器械、居住、政令和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内在文明指文明的精神即人民的智慧、品德和风气等。他认为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存在着内在文明的巨大差异，因此，日本应积极向文明国家取经学习，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福泽认为外在文明易取，内在文明难求，在学习西方文明时，应该先攻其难，首先改变人民的精神，提高内在文明素质，只有如此，才能为建立新文明打下坚实良好的基础。

福泽俞吉反对把西洋文明理想化，反对不切合本国实际的全盘西化或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忽略其本质的不良做法。他认为，西洋文明虽远远高于日本文明，但也不是尽善尽美，西洋各国也有战争、盗窃、杀人等社会弊病。基于对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分析，福泽俞吉提出应使日本人民学习西洋文明中“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福泽俞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0页）

福泽俞吉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为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日本指明了发展的方向，而这一认知是基于福泽俞吉对世界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和宏观把握。当然，福泽俞吉的启蒙思想也有很多不健康的成分，有些不健康的思想也曾导致了日本国走过弯路，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也正是我们无法苛求于古人的原因吧！

作者单位：安存红 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

陈文华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