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郁达夫笔下的日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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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藤野先生》和郁达夫的《沉沦》都致力于“日本形象”的塑造，都写出了弱国子民的悲哀。但对于鲁迅来说，日本更多是作为师者的形象而存在，可以效法，可以借鉴；而对于郁达夫来说，日本则基本上是一个苦闷的象征。
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受域外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大。这固然和西方文学的引入有关，同时也和许多经典作家都有留学西方的经历有关。日本，本属东方，但对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来说，它恰恰构成了西方思想、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一个理想的中转站，所以日本也是影响中国现代新文学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对中国现代新文学产生较大影响并且曾经留学日本的作家中，鲁迅和郁达夫是比较重要的两位。两人都是在“五四”前留学日本，在“五四”后开始创作，都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奠基性人物。本文通过对二人作品，主要是《藤野先生》和《沉沦》的比较，考察他们作品中“日本形象”的异同及其内涵。
一、弱国子民的悲哀
无论是鲁迅的《藤野先生》还是郁达夫的《沉沦》，都写出了那个时代赴日留学生共同的心路历程――弱国子民的悲哀。
《藤野先生》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事实上，鲁迅当时的学习成绩虽然不算优秀，但也不算差。一年级7个科目的平均成绩是65.5分，在142名学生中排名第68位。这对于语言不通的留学生而言，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但是，日本同学认为藤野先生故意漏题给鲁迅，他有作弊的嫌疑。《沉沦》则说：“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主人公的孤独、抑郁、自卑，乃至最后的投海自杀，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自身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悲剧命运。
《藤野先生》和《沉沦》都写出了那个时代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作为弱国子民的悲哀，但有一点不同：前者作为散文，其主旨在于对藤野这一公正无私的师者的追忆，故弱国子民的悲哀并未构成文章的主旋律；但对于《沉沦》这一小说来讲，其所着力表现的恰恰就是主人公作为一个弱国国民的悲哀。所以，比较两篇文章，《藤野先生》始于悲哀，而终于友爱；《沉沦》则始于悲哀，终于悲哀。这是本文考察的所谓“日本形象”的一个起点。
二、作为师者的日本
在鲁迅的笔下，日本主要是作为学习的对象、作为师者的形象而存在的。他曾经谈到：“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又说：“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大家所不高兴的日本来……”鲁迅既强调了对日本学习的重要性，也以日本文学为例，强调了日本国民性中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在写给唐|的信中，他曾强调：“日本的翻译界，是很丰富的。他们适宜的人才多，读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几乎都找得到译本，我想，除德国外，肯绍介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事实上，鲁迅自己就很重视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和借鉴，他不但翻译并介绍了夏目濑石、森欧外、u武郎、芥川龙之介等人的小说，还翻译并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而从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来看，鲁迅一生中也有许多日本籍友人。据其日记和书信记载，多达160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是交往愉快的，如内山完造、金子光晴和增田涉等人。
当然，鲁迅和日本友人的交往，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和借鉴，并不意味着完全同意他们的思想、观点，而是以日本为镜，来反观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和鲁迅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藤野先生》，藤野就是日本形象的一个典范代表，而他和“我”的关系，恰恰构成了日本和中国之间关系的一个象征。
另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与对藤野的着力描写同样突出的是对中国留学生的刻画：“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一方面是藤野先生作为师者的形象，一方面是中国留学生的丑陋表演，讽刺意味十分明显，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再次被强调。
三、日本作为苦闷的象征
如果说日本在鲁迅的笔下是作为一个师者的形象被塑造，那么在郁达夫的笔下，日本则成为一个苦闷的象征。
《沉沦》一开篇就是“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就此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继而写道：“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又继而写道：“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小说告诉读者的是，主人公的孤独和忧郁的根源在于：他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弱国的子民，在日本读书，他先是自卑，继而孤独，最终自杀；没有朋友，没有爱情，性的苦闷……事实上，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不同，郁达夫留学日本的主要原因并非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是怀揣对异国的美好憧憬和对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景仰：“蓬莱仙岛，所指的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岸上的鲈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也总是要生出神仙宅的幻想来。”但作为弱国子民的悲哀现实，终于还是打碎了曾经美好的想象，主人公的命运正如篇名所指出的，只有沉沦。
或许能够拯救主人公于沉沦的只有爱情：“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作为一个流落异乡的中国人，作为一个弱国的子民，连争取这样爱情的勇气都没有，最终的解脱只有跳海自杀。令人深思的是，主人公自杀前的那句呐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已经不是小说中一个人的呐喊，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那一代中国人的呐喊。
总之，对于《沉沦》来说，性苦闷只是民族自卑心理的一个表征，而在苦闷之后的那一声呐喊，也喊出了自近代开始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
《藤野先生》和《沉沦》是鲁迅和郁达夫给读者呈现出的日本形象的两个面向。对于前者来说，日本是师者，人们需要师法，同时也可以此为鉴反思自身；对于后者来说，日本则意味着焦虑和苦闷，唯有依靠自身的强大，才能超越它们。从鲁迅和郁达夫写下这样的文字，到今天已经将近百年，但日本形象背后所包含的种种复杂意味，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学生科研助学项目（项目编号：YDCXX201601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