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低估与中国经济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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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不变，相对于我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和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现实，这种汇率稳定的状况未能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质，汇率低估问题成为目前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尽管汇率低估有利于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实施固定汇率制导致的汇率低估，也会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破坏产业结构的协调性，使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限制，最终影响到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逐步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汇率制度适应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加快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一、对我国现行汇率制度的再认识
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其实质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的实行使我国的汇率水平一直处于一种长期的低估状态。我国之所以采取目前的这种汇率制度有其必然性，因为如果人民币升值，我国的经济就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发展成本。最近几年我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我们采取了外向型经济政策，这种出口外向型经济既促进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又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奥肯定律表明，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人口就会增加三个百分点，而我国的外贸部门对GDP的贡献度已达到了3―4个百分点，因此，如果汇率升值，则会大大削弱我国的出口整体水平。
然而，在看到现行汇率政策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汇率制度的缺陷。在“蒙代尔三角”理论前提下，假如在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状况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利率会上升，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上升带来对本国投资收益的增加，外国资本会大量流入，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为维持汇率的固定水平，政府要卖出本币买入外币进行干预，这样紧缩的货币又被扩张了，货币政策则无效。我国目前正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汇率水平的变化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相脱节，使得我国名义汇率水平偏离了均衡汇率水平，进而导致货币政策失效，使资源重新分配，带来经济结构扭曲。当前，我国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这种长期过于向外向型经济部门倾斜的汇率政策，使国内资源在外向型部门和内向型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加剧了我国本来就存在的内部经济结构性矛盾，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
二、汇率低估对于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
在开放的经济格局中，汇率水平对一国产业结构有巨大的影响，显然，在汇率低估状态下，长期采取盯住汇率制度，必然导致对贸易出口的刺激，使我国大量的优质资源向外向型经济部门聚集，而需要进行资源整合与改造的第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行业，则处于相对的资源缺乏状态，使部门间、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差距拉大。
1.汇率低估导致国内资源配置严重失调
我国进出口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得尤其突出。20世纪80年代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只有0.5%，到90年代则达到7.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出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的产品中70.3%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服装、玩具、体育用品等。受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特性的驱使，那些从事外贸活动的企业开始扩大生产规模，而那些非出口企业也开始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向外贸产品的投资和生产过渡。
由于国内的储蓄率较高、在劳动力供给上又具有天然优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中国作为其加工和出口基地，使得出口保持了年均增长15%的高速度，对外贸易成为推动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然而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人均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过度鼓励低水平的外贸出口，则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输出。我国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中，大部分都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而只有极少部分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众所周知，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集中最多优质资源的地区（包括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政策资源），而优质资源大量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不说是一种对于资源的浪费，这是造成我国目前有的地区人才和资金过剩，而另外一些地区则出现人才和资金极度缺乏状况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我国开放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可贸易品生产部门和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期看，优质资源被占用，不利于高新技术行业吸收资源以获得长足发展，使我国本来就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更加固化。
有专家指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借鉴90年代日本在亚洲推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雁行模式”，即将夕阳行业转移到亚洲其他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的国家，使产品的生命周期在另外一个国家继续延续，从而使亚洲出现大雁排列的模式。而幅员辽阔，产业结构多样化的中国，可以在自己国内形成这样的发展模式，即东部地区作为领头雁，需要将已经成熟的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进行生产，而集中东部资源进行高端产业的开发。进行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同时调整我国的汇率政策和经济政策，使优质经济资源集中到高新技术产业上来，同时将出口制造行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2.汇率低估不利于扩大内需
汇率低估虽然能刺激贸易出口的增长，但也使我国经济形成了对外部经济较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在我国加入WTO并逐步开放金融市场之后将更加明显。有关资料表明，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7.7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44%，分别是1990年的4.4倍和1.47倍，甚至高于美国、日本等开放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所的2004年全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情况，2004年中国进出口高达11547.4亿美元，这相当于2001年全年贸易规模的2.3倍。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一般较低，为了争夺外部市场，出口企业通常在国外市场上进行价格战。过度打压价格，不但是对国家资源和利益的一种浪费，而且还带来了出口竞争性国家和逆差国家的指责。据统计，仅2003年的一年内，中国出口企业的71%、出口产品的39%遭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约170亿美元，其中食品和土畜产品出口有90%的企业受损，造成损失约90亿美元，轻工、机电类产品在“入世”后受技术壁垒限制加大，损失分别约40亿美元和20亿美元。在对我进行技术壁垒限制的国家中，欧、日、美三大经济体总共占到95%，分别是41%、30%和24%。近20年来，我国商品受到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的近400起倾销指控，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已给我国造成的损失累计约近100亿美元。然而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我们为了获得出口对GDP的支持，仍然不得不坚持以低估的汇率政策以及出口补贴等优惠政策来鼓励贸易出口，这对我国的整体利益而言得不偿失。
汇率政策的适当调整，不仅能够为竞争日益激烈的出口企业寻找更大的市场，还能使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国内市场自身的需求，将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内部需求的扩张。我国从1997年“软着陆”之后就进入了长达六年的经济紧缩时期，内需增长不足已成为我国当前所要解决的一大经济难题。我国外向型经济部门所生产制造的产品多数集中在轻工、机电、电器、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这些行业目前在我国东部地区的需求基本已经达到饱和，国外市场也同样趋于饱和，进一步的生产不利于增加行业利润，拉动需求；与之相反，中西部地区则对这些行业的商品存在有效需求，如果能顺利地实现产业的跨地区转移，一方面可以增加当地收入，另一方面也开发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3.汇率低估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对一个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国家来说，汇率制度安排的变动或多或少会改变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近些年来，在强劲的外贸出口态势下，我国一直处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状态。这种情况使我们面临更大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为了稳定币值，要投放大量货币到外汇市场，使得央行不得不紧缩银根，压缩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冲销操作。其结果是将由外向型经济部门带来的损失转嫁给了内向型经济部门。很显然，这种单一盯住美元制度的“分配效应”所产生的利益格局造成经济资源的再分配，使外经贸企业、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表现相对内向型企业和地区处于优势地位。
4.在汇率低估下产业结构升级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难题
实物期权模型理论认为在需求达到一定限度之后，需求水平的少量变动不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尽管传统的出口部门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部分解决了我国的就业难题，然而出口制造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很难进一步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问题了。由于原有的出口部门的市场需求已经趋向饱和，因此对劳动力雇佣的需求增加将非常有限。原有的外向型出口加工产业已经不能再解决更多的就业量；然而另一方面高学历人才却存在缺乏和浪费两种现象，这非常需要正确的产业政策进行引导调整。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革传统的生产制造型企业，才是解决我国就业难题的根本方法。
值得说明的是，如果国家能够使需要得到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走外向型发展的道路，将会带来资源的重新合理配置，倾向性政策将会作用于这些行业，从而带动它们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外向型发展是以优质产品和服务取胜于市场，并不需要汇率过度偏离均衡水平来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优势。
三、汇率调整的前景分析
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方面说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币汇率与国内经济结构之间存在的矛盾。事实上，只要汇率调整向均衡汇率逼近，而没有形成超调，那么人民币有效升值并不可怕。从战略上考虑，等到问题严重到不能维持的时候再调整是不可取的，应该早做预案，早做准备，以防止矛盾的累积和恶化。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吸引外资，90年代后进入迅速增长期，自1993年以来，吸引外资已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2年，在全球海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吸引外资仍然势头不减，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引资国。目前，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了约2000个项目。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电脑、电子产品、电信设备、制药厂和发电设备制造厂都已经和正在把他们的生产网络扩大到中国，将中国纳入其全球生产和供应链之中。这可以充分说明外资更多地瞄准了中国将大力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行业，这些外资能够为我所用，可以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汇率适当上浮有利于更多地吸引国际投资，一方面，从经常性项目上看，可能会出现顺差下降，但是由于国内生产制造行业具有充分价格优势，而且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将来会更倚重质量竞争，因此会促进这些行业提高质量，并因价格上浮而抵消部分销售减少的损失。另一方面，从资本项目上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场所。出于资金安全性、有效性等因素的考虑，这些资金多数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从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因素来看，我国要完成充分的汇率调整与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实行某种浮动汇率制度，而不是完全盯住汇率制度。首先，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管制将逐渐放松，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必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其次，独立浮动汇率不适合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结构不断变动和经济不断发展的国家。从国际上看，俄罗斯卢布在实行独立浮动汇率后不久，因汇率剧烈波动给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而重新选择了有管理浮动；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泰国等名义上实行了独立浮动，但为避免货币快速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实际上都在实行有管理浮动。再次，有管理浮动汇率不需要政府事先公布或宣布汇率目标，而是通过积极干预来达到目的，避免了盯住汇率制度的公信力问题。
我们认为：回归到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首先要恢复汇率形成中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包括扩大浮动幅度，增加外汇交易品种和自主性，提高市场透明度等。其次，汇率稳定更多地通过央行外汇市场操作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来进行，实现干预的市场化，通过市场汇率的变动，逐步向均衡汇率靠拢。第三，进行相关配套改革，如扩大意愿结售汇范围，有选择地放松部分资本管制，使人民币汇率不再仅仅由经常项目收支决定，真正形成均衡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