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认识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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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建设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已成为一股世界潮流的形势下，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工作报告都提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鲜明地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出来。在此大背景下，朱佳木同志2010年4月8日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讲话，要求各地各级的方志办作为负责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机构“借助这股东风，在本系统、本机关大力提倡学习”，“要把提倡学习、组织学习，作为加强修志队伍建设、提高修志人员素质、保证志书质量的重要措施，把方志办建设成为学习型方志办”。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则是要成为学习型地方志工作者。

我自1982年调入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参加地方志工作以来，从事过省市县志的指导工作和《黑龙江史志》的主编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深感学习对于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搞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而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众多，其别重要的是进行研究性学习，本文就来谈谈进行研究性学习的体会。

什么是研究性学习？所谓研究性学习，就是从工作、生活和创新性活动中确定问题，在研究此问题的过程中读书学习、获取和应用知识、解决问题并把研究成果写成文章或著作这样一种学习。我读过我国建筑学家单霁翔先生在2009年12月22日《中国文化报》上发表的文章《身体靠锻炼，心灵靠读书》。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读书加写作”的学习方式，即带着工作中亟需研讨的问题，深入阅读相关理论书籍，再把学习收获系统地撰写下来。比如2005年底，单先生在编制《中国文物事业“十五”规划》的过程中，认识到当前我国正在经历城市化加速发展进程，这一时期必然伴随大规模的城乡建设，是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时期。单先生集中精力研读了关于新时期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理论著作，撰写了《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书，在分析我国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态势的基础上，提出历史性城市保护的协调发展观、历史城区的整体保护观、历史街区保护的“有机更新”观等观点，归纳出城市建设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思考。单先生每年阅读几十本书，撰写形成一部大约20万到30万的专著，几年下来先后出版了5部专著、上百篇论文。单先生的“读书加写作”的学习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研究性学习。单先生认为“读书加写作”，可以提升学习自觉，可以增强学习效果。“读书”与“写作”具有辩证关系：读书是写作的基础，只有通过阅读，获得新的知识、了解新的思想、树立新的观念，才能提高写作的准确性、逻辑性、深刻性、敏捷性、创造性。而写作是读书的深化，写作有利于把零散的东西变为系统的、孤立的东西变为相互联系的、粗浅的变为精深的、感性的变为理性的，实现阅读与思考的统一。

在从事地方志工作的30年间，我比较注重研究性学习，撰写发表了600多篇方志论文和文章。我深切体会到，研究性学习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这是一种积极主动创造性的学习，是适合于从事学术劳动的地方志工作者的学习。我的具体认识和心得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研究性学习能增强学习效果

我认为，进行研究性学习和一般性读书学习相比，目的更明确，针对性更强，所学较为扎实，学习效果更好。清代曹彪在《读书作文谱》一文中说：“谚云，‘读十篇不如做一篇’。学人只喜多读文章，不喜多做文章；不知多读乃藉人之功夫，多做乃求己功夫，其益相去远也。”曾做过台湾“行政院”副院长的王云午先生也说：“读书要能提高兴趣，莫如集中一个问题以从事研究。有人说，这是专家的事，或非中等以下程度之人所能为。我以为问题有深浅难易之别。专家有专门的问题，中等以下程度者亦有浅易的问题，甚至同一问题往往亦有深浅不同的解答。一个人如能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研究一个问题，以解答，则除藉观察实验或访问以外，定必从书报杂志上搜集种种有关资料。这样一来，他的阅读书籍总是有所为而为之，除与闲读者无关外，对于精读、速读与摘读三种书籍势必遍尝。大抵先从书目上捡寻相关的书志，捡得认为当读之书后往往先从事摘读；如发现此书值得速读，则利用速读；如认为有精读之必要，便实行精读。阅读时，如发现有可供解答所研究问题的资料，定会欣喜万分；若证明无可取材，则将如饥思食、渴思饮，另行穷搜其他的资料。这样的习惯，经过几次的培养，渐渐成为自然，则毕生对读书选材自必饶有兴趣。”（1）梁启超也谈过研究性学习和泛泛读书效果的比较，他说：“先辈每教人不可轻言著述，因为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自误误人。这原是不错的，但青年学生‘斐然当述作之誉’，也是实际上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譬如同是读《文献通考》的《钱币考》，各史《食货考》中钱币项下各文，泛泛读去，没有什么所得，倘若你一面读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国货币沿革考，这篇考作得好不好，另一问题，你所读的自然加几倍受用。譬如同读一部《荀子》，某甲泛泛读去，某乙一面读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学案》，读过之后，两个人的印象深浅，自然不同。所以我很奖励青年好著书的习惯，至于所著的书，拿不拿给人看，什么时候才认成功，这还不是你的自由吗？”（2）这两篇论述都把研究性学习和泛泛读书的高下说得很清楚了，在研究中学习，可以把读书的各种方法、及书中的知识，都组织到对所研究问题的解决之中，因而大大增强了学习的兴趣和效果，也可以锻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也曾读过一些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书籍和《新华文摘》《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上的不少文章，得到了一些知识，但总觉得在脑中存留下来的东西很少。但带着问题进行研究性学习，情况就不同了，读什么书，怎么读，都是为的解决所研究的问题，以问促学，因而学习目的明确，针对性很强，效果甚为明显。

二、研究性学习能提高思维能力

我感到，研究问题并写成文章，对思维能力的锻炼价值极大。人的一生除了吃饭睡觉，其实只干两件事：一思，二行。思，思维、思考、思想之谓，行，行为、行动、行事之谓。思是行之因，行是思之果。思维对行为的决定作用甚大。一个人心想不一定事成，但不想肯定不能成事。而思维和语言的关系非常密切，思维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达。人的语言有三种形式：内部语言、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内部语言是思维时不出声的语言，往往杂乱无序。把思维语言组织加工成口头语言，逻辑性增强了，有条不紊了，是一种提高，也是对思维能力的一种锻炼。而把口头语言组织加工成书面语言，逻辑性更强了，对语言表达效果的要求更高、更严，是一种更大的提高，也是对思维能力的极好锻炼。书面语言的形式有多种，写个发言材料，写个请假条，都用书面语言，而最好最成熟的形式是写文章。王伟光先生说：“自己动手写文章是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素质和个人能力的重要途径。想到的东西，不一定能说出来；说出来的东西，不一定能写出来。只有写出来且写明白的东西，才能更准确无误地说清楚，只有能说清楚了，才是透彻地想明白了。思索、言语表达、写文章，是一个学习、思考、消化、吸收和升华的辩证联系的有机过程，写是重要环节。”（3）通过写，可使思维锻炼得更加缜密、灵活。我国当代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说“我的体会是，三天不动笔，就定会使思维迟钝，头脑发空。”（4）可见，动笔写东西对激活人的思维是起很大作用的。

我从2003年退休之后，一直忙于编书、修志、审阅志稿、研究方志理论等，工作量很大，不亚于上班时。在繁忙工作之余，写出并发表近两百篇方志论文和文章，每年有20多篇，还写出600多篇博客短文。之所以“多产”，我想这和我通过研究性学习并写文章锻炼了思维能力有关。当然，多年的知识与学术积累也在发挥作用。

三、研究性学习能解决实际问题

我认为，学习的目的除改造主观世界外主要在于做好地方志工作，解决工作中和在理论上的问题，也就是学为应用。而研究性学习，恰恰是直面实际问题的，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求得问题的正确解决。我在30年的地方志工作中，深感研究性学习对解决工作实践和理论问题的有效性。如前些年，我担任几个区县的志书编纂顾问。如何做好顾问工作，我做了一番研究，写出《方志编纂顾问的角色定位》一文，抓住《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顾问”一词释义“供咨询”这一关键词，提出“顾问顾问，有问乃顾”的意见，这对我把握顾问角色的恰当定位起到了作用。

再如，我自2003年担任了《尚志市志》的主编，修订篇目时遇到究竟应写作“群众团体”，还是应写作“社会团体”；究竟是“人民生活”，还是“居民生活”；是“物价管理”，还是“价格管理”等问题，经过研究，得到了答案，写成文章，认识就更明确了。

在工作之余，从全国方志事业的大局考虑，自己还主动研究一些方志基础理论问题和方志界的热点问题，如中国国家志的编纂、方志体制改革、方志著作权、地方志工作转型、方志性质、方志功能等，也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仅方志性质问题就写出并发表了30多篇论文，自认为取得了若干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总之，我得益于研究性学习的地方很多。我认为，研究性学习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学习。当然，系统的理论与知识学习也是很重要的。系统学习是平时的知识积累，是研究性学习的基础，而研究性学习是理论与知识学习的集中运用。两者都不可偏废。

注释：

（1）邓九平.论治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65。

（2）转自《光明日报》2011年4月23日《梁启超谈读书》。

（3）王伟光.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写文章.学习时报，2004年11月26日。

（4）周国平.精神拾荒三部曲.安静.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