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长道短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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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通稿”后怎么办

王加山

最近，我在两张报纸上看到两篇有关同一报道对象的报道，篇幅很大，内容却很相似，常看报纸的读者，不难遇到“面孔相似”的报道，有些短消息甚至是“孪生”或“多胞胎”。

不同媒体的记者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相似的稿件呢?据说，原因之一是“通稿”，也即被采访单位人员事先撰写的新闻稿件使然。有些记者拿到采访对象事先拟好的“通稿”后，未再做进一步采访，便依照“通稿”做些文字处理，有的甚至一字不改，将“通稿”“消化”成自己的作品，稿件刊发后，难免造成不同报纸报道“面孔相似”之尴尬。

我认为，被采访单位为让记者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单位相关情况，减轻记者工作量，事先为记者准备一些资料，包括“通稿”，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记者拿到“通稿”后该怎么办?是以“通稿”为主甚至把“通稿”当作“成品”，还是以“通稿”作为参考进一步采访以挖掘“通稿”所没有体现出来的“亮点”?

我以为，应该选择后者。过分依赖“通稿”，有很多弊端，一是可能因“撞车”而出现“面孔相似”的稿件；二是由于不深入采访而无法反映报道对象的“这一个”；三是容易因此产生惰性而演变为“懒记者”。如何对待“通稿”，事关作风文风，不可忽视。建议新闻单位在开展“走转改”活动中，抓好队伍作风建设，正确对待“通稿”，尽力杜绝“面孔相似”的稿件见诸报端。

我看了这个细节，不由连连摇头：对这一细节的介绍，固然能满足观众好奇心，但无意中也成了演示、传播作案手法的“公开课”，难免被“有心人”“取经”。

其实，对于公安题材的新闻，哪些内容可以报道，哪些东西不能介绍，适宜在什么时候报道，是有讲究的。为避免成为“教唆犯”，甚至影响其他相关案件的侦破工作，记者写好报道以后，应与公安部门联系，告知所报道的内容是否妥当。

“新闻感觉”与选人才

郑凌红

近日，看一本杂志上关于日本新闻单位对员工的唯一标尺是“新闻感觉”，很是感慨。文中提到，日本的新闻单位十分看重记者的独立评论能力，他们认为如何看待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新闻。用新闻术语来说，只要你有“新闻鼻”，绝对埋没不了你。就是印刷厂的技工，高中甚或初中学历，一旦发现你有才，有“新闻感觉”，也会将你提到合适位置，发给相应薪水。日本新闻界的共识是：优秀新闻从业人员必须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够发别人所未发、见别人所未见。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对员工的起点要求是“必须具备好奇心”。

正是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模式，培养了大量高效、个性的记者，也让他们的报道充满生命力，这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不该介绍的细节

方一凡

新闻中的细节运用得当，可以增强新闻真实性，刻画人物形象，深化主题，增强艺术感染力，强化传播效果；但如果不考虑实际需要，盲目地把细节当成味精使用，就会适得其反。

有这样一条电视新闻，说的是警方破获一起入室盗窃案件。在介绍案情时，详细描述了小偷如何以铁丝为作案工具将房门打开的过程。

“新闻感觉”与选人才

陈尚忠

所谓“误导新闻”是指记者依据捕风捉影获取的信息编造出失实新闻，将其见诸媒体，不仅对读者和受众产生误导，还对新闻中写及的个人和单位产生负面影响。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媒体热衷于报道这类新闻。

2011年12月底，有人在网上披露，抱起小悦悦的阿婆陈贤妹，被雇主辞退了，在房东威胁下不得不搬出租住房：原因是他们忍受不了那么多媒体的(骚扰)，一些媒体迅即争相转发这一消息。

对此，陈贤妹的儿子出面澄清说，网上说的是“瞎扯淡”。他母亲是因不堪(媒体)骚扰而返回老家的，并非被雇主辞工，现在他们还住在原来租的屋里。

孤立地看这则新闻只是报道事实不准，但将其与小悦悦事件引发的社会效应相联，据少数失德事件就说全社会道德滑坡是以偏概全，媒体对此不应渲染个例制造放大效应。

小悦悦遇车祸后社会各方十分关注，小悦悦的父母将爱心赠款未用完的转赠给慈善单位，就是善的证实。而“误导新闻”，针对小悦悦事件中的闪光人物陈贤妹，用编造的事实说她被辞工，连出租房主也不愿意将房再租给她住了，以此证实当今“做好事没好报”。发这样的新闻不是引导人们不要向善吗?是给社会添乱。

少些“戴帽”式“走转改”报道

霍桂华

2011年9月15日，湖南某市一家报纸在“走转改”专栏里发表了一篇报道，引题是：市里下发《关于加强网吧上网实名制登记管理的通知》，主标题为：《冒用证件诱导孩子上网可拘留》。仔细阅读此文后认为，这怎能称得上是“走转改”报道呢?

我不是随意给这篇报道扣上此帽子的，而是阅读和分析了许多媒体所播发的“走转改”报道后才下这一结论的。

许多媒体的“走转改”报道大体上有这么几种形式，第一种是记者现场目击式的，即记者走到基层第一线，把自己所看到的新鲜事采写或录制出来的报道；第二种是记者亲身体验式的，那就是记者深入到一些普通平凡行业，和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交朋友，滚在一起，体验他们工作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报道出来，使人们理解他们，敬佩他们，从中受到激励；第三种是记者蹲点调研式的，就是记者带着普遍存在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到基层单位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总结经验，做出报道，以引导解决好这些问题。

以上三种形式的“走转改”报道，不仅具有新鲜性、针对性，而且现场感强，细节生动，很是具有可读性和可视性，充分发挥着有效的引导作用。而这家报纸的这篇报道。可以说，与以上三种形式都沾不上边。当然，“走转改”报道不能用几种报道模式去套。但是，把市里公安、文化等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个通知摘其要点，当成“走转改”报道刊发出来，这未免有点太离谱了。

媒体的传与不传

孙家莉

前段时间，网络上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四大名爹”可谓赚足了眼球。

那么，面对此类事件，媒体到底是传还是不传呢?

首先，媒体要考虑的是这“四大名爹”叫得是否恰当?依仗自己父亲而做出一些不齿行为，这样的行为确实恶劣。但是，子女行为不能简单等同于父亲品德，加以放大他们的恶言恶行并对父辈本身的人格、行事作风加以怀疑甚至贬低。就事论事，孩子犯了错，可以质疑的是他们是不是在家庭教育中存在一些问题或疏漏，但并不能因为他们多了一个头衔就被拿来说事恶搞，这对他们是否公平?

如今，公众关注的焦点常从事件本身转移到事件主角的家庭背景身上，这种非比寻常的关注度，应该说是一种病态。所谓媒体报道，在选择传与不传的过程中，应该放正位置，不能跟在网民屁股后面赶热闹，更要看清楚事情原委，防微杜渐，找到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