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卖死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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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站在生死的角度，用不同的视野来看待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或许会成为一种成长的体验，看见自己被面具、习惯和防卫心阻隔。这个世界终究无法被解释，只能被体验。

空气有点潮湿，泛着霉味。

我在一束顶光里坐着，感到平静。屁股下黑色传送带上的人形投影，提醒我：该躺下了。我看了看传送带的尽头――焚尸炉的锈色铁门，忽然觉得如果就这样平静地“死去”也没什么不好。于是传送带下硌着脊梁骨的连动滚轴吱吱呀呀，把我送进了炉子，眼前一片灰白。一束“火苗”蓦地腾空，熊熊“烈焰”在周遭噼噼啪啪蔓延开来……

两分钟前，在焚尸炉不远的一间密室里，我与9个陌生人玩死亡游戏。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公益志愿者、推销员、金融从业者、媒体人、学生以及绝症患者。但这些社会身份，除非自己刻意强调，其实也没人关心。我们要在两个小时里，通过十二轮游戏“杀死”对方。其实到最后，房间里一名幸存者也不会有。这是结局只有“死”的游戏，就像人生。

“投票结果出来了”，游戏开始不久，从密室幽暗的天花板上传出声音：“刚刚大家凭借对彼此的印象，因为不喜欢对方的长相、声音、态度等，选出了第一位死者……10号，请站到房间中央。”

“10号”是个孔武有力的高个儿，昂首挺胸站定，呷了口矿泉水。

“你是这里最不受欢迎的人，大家评价你自大、狂妄、自我，有什么感想？”“天花板”问。

“麻木。”

“即便最不受欢迎，你是否要向大家陈情，试着获取一次求生机会？”

“当然要！”

“各位，请刚刚投‘死’票的人，转动椅子背对10号……好，如果10号的陈情让你改变心意，请将椅子转回来。目前认为10号该死的人数是5人，票数刚好过半，只要有一人转身，10号就能生还。但权力将反转，10号有权挑选在座9人中任何一人替他去死。好了，10号，请陈情。”

我就是背对10号的人之一。只要有一人转椅，我将立马从猎人变成猎物，因为10号那不超过5句话的说辞，着实不能令我改变心意。但有位戴眼镜的女大学生，轻轻转动了椅子。

“5号，请问你为什么改变选择？”天花板问。

“嗯……就是……跟随我的心吧……”

“10号，你获得了宝贵的生存机会。现在你有权挑选其余任何一个人，代替你死，请说出他的号码。”

一阵沉默。我甚至能感到10号傲慢的眼光，在脊梁骨上来回扫视。

“我选5号。”

忘恩负义！5号女生大张嘴巴，一脸诧异。

不知道躺在焚尸炉里时，5号会想什么。听说，她是唯一一个在火炉哭的人。

―― 这是位于上海的“醒来”死亡体验馆。在开馆的第3个月，我来体验，并采访了它的设计者们。

床帘拉上的一瞬

两人都喝醉了。黄卫平从兜里掏出2万元，拍在桌子上：“兄弟，和我说句真话吧，就一句，钱归你！”那是2008年，发现有十几年交情的老朋友欺骗自己，黄卫平不生气，纯粹迷惘。没多久，在国外留学的妻子发来信息：我们离婚吧。因此当汶川地震后，黄卫平跑去救灾，心里想的是干脆“就地牺牲”算了。

他不差钱，十年前做化工买卖，攒下不菲家产。本也想学人家“高雅”，打打高尔夫、骑骑马，却总是隔阂。从此明白：自己再有钱，也进入不了那个世界。于是转而向下，和一群狐朋狗友沉迷感官刺激。

在汶川，黄卫平没“牺牲”成，反而因为特爱聊天，又学过两天心理学课程，当上了心理咨询队队长，治下六七十人。灾区每分每秒都有生死，见太多了，黄卫平忍不住自省：我好像是个好人，那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回上海，他组织了个“手拉手临终关怀NGO”，陪绝症病人走人生最后一程。

老黄纸醉金迷那几年，丁锐在杭州热血着呢。他从一名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生，转战广告行当，混大公司、混电视台、开公司，一度当上影视导演，客户遍及数十个省级电视台。30岁出头，“挣够了一辈子的钱”，却发现――拼了整整10年，登峰后却一下子不知道还能干点什么了。于是跑去上海租了块地，请各门各派的心理学家、佛道信徒、精神病专家等“怪力乱神”，每日辩法论道，探讨人生，如此度过两个整年。

一天，“道场”来了个憨厚大叔，自称去汶川救过灾，正做临终关怀。来人正是老黄。丁锐觉得有趣：你做这事儿有什么意义？老黄捡些社会道义、人生价值说个没完。丁锐打断：“说人话！”老黄挠挠头：“不好意思，给领导汇报习惯了……其实就想找人陪我玩儿。”于是，丁锐加入了老黄的NGO。 “醒来”死亡体验馆三位创始人：莫里斯、黄卫平、丁锐（从左往右）。

黄卫平做了5年临终关怀志愿者，故事特别多。有个陈姓病人得胃癌，妻子一进医院就呕吐，不想来看他，也不让女儿来。于是两口子商量好：一个管生，一个等死。弥留前一个星期，陈爸爸已经不能吃东西了，但每天捧着一只苹果。一天，他把苹果给老黄：“我这辈子能说的祝福，都说给苹果了，麻烦你交给我女儿，看着她吃下去。”老黄去了，还录了像。但陈爸爸不看录像，也不再理会任何人。三天后他走了，留下一句话：“我不恨了。”

丁锐入行没多久，陪医生向一位高中男生宣布他患癌母亲的死讯。病房里有6张床，男生母亲的床位在房间尽头。医生话音未落，其余5张床同时把床帘拉了起来。从丁锐的角度看，就像步伐统一的仪仗队。

人死了，但不同的故事留下来些相同的东西，作用在寻找人生意义的黄卫平和丁锐身上，让他们备感无力。直到有一天，他们明白那些东西是什么：“生离死别对于人生不是什么大问题，冷漠才是。”

于是，他们开始做“醒来”死亡体验馆，试图通过提供对死亡的体验，“让我们回到床帘拉起来的一瞬间，通过相遇、探讨对死亡的了解，来感知生命。我们不想让人那么冷漠，不想因为恐惧，而让人屏蔽死亡。”

――没被说出来的话是，人生本也是场结局只有死的游戏。

空白炉子

死亡体验馆的概念，最为流行的是韩国。由于社会压力大，自杀的年轻人多，韩国人希望通过体验死亡来思考生的意义。其流程多为写遗书、躺棺材、自省。国内引入时，也大多复制这一模式。有些体验馆甚至就在大厅里摆副翡翠镶金大棺材，人们嘻嘻哈哈往里面躺一躺了事。

老黄和丁锐希望他们的“死亡”更趋真实。两人走访了上海几乎所有的殡仪馆、火葬场、墓园，和太平间的仪容修缮师交朋友，在几百具尸体旁喝茶……为了得到最强烈的“死亡”感，他们甚至设法取得民政部门特批，跑去上海最大的火葬场――益善火葬场，躺了次真正的焚尸炉。

丁锐先躺进去。铁门一关，能制造一千多摄氏度高温的喷火口杵在脸上。鼓风机一吹，炉子里骨灰飞扬，让人呼吸困难。控制铁门开关的按钮还一度反应慢半拍，怎么戳都打不开铁门。

从炉子里爬出来，丁锐身体里残留了一种放空的体验。黄卫平也是如此。他们捕捉到这个少有但共通的感受，将濒死体验的最核心提炼为“空白”。于是他们决定，“醒来”要围绕“空白”，建造有关生的思考。

因此，除了利用炫酷的设备、逼真的装置模拟死亡，他们还希望引入丁锐“道场”式的辩论，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通过问题设置，在极短时间内释放十几位陌生人的底层人性，通过人性的激烈对撞，模拟社会人生，然后再迅速剥夺掉这份“复杂”，从而让人抵达死亡时刻的“空白感”。

场馆筹建了4年，但他们并非每天都泡在工地当监工。事实上，大部分时间老黄和丁锐都泡在一起“谈人生”。例如，这天他们本约定去场馆搞装修，忽然老黄提出自己心情不太好，大家就立刻放下活儿，坐下来研究“老黄为什么心情不太好”，有时讨论要持续数天。最终，老黄“心情不太好”，被细细拆成“哪里不好”“不好能分成几个层次”“每个层次的可能原因是什么”……直至挖至逻辑的最底层。

最终，这些探讨被融入死亡体验的各个环节，尤其是人性对撞的“讨论”环节。问题层层递进，从“遥远战场上是否折磨无辜的女儿”到“绝症朋友想安乐死是否支持”再到“父母患不治之症你是否放弃治疗”……由远及近，逼得游戏参与者退无可退，只好整个剥开伪装、放下面具，将柔软的人性呈现出来。

以死亡为背景本就是置人于绝境，作为游戏设计者，自己心里不能有阴影和尚未解开的疙瘩。四年“论道”，他们“消灭掉心里的所有欲望”。如果说对未来有什么企图，受洗皈依基督教的老黄说，如果有100亿元就修教堂，“与更高的境界共鸣”。

只是没想到，残忍地剖析自己，反倒是这桩买卖里最容易的事。

死亡IP

国内缺乏生命教育，避讳谈及“死亡”，甚至与迷信挂钩，从不认为思考死亡有意义。建馆之初，丁锐设计了套“闪闪发光”的筹款路径：民政部门、殡葬行业、民企500强、产业基金、媒体曝光……但等两人抱着PPT四处兜售，却“被别人劈头浇上一盆狗血，而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盆、一盆、再一盆……”

虽爱聊天，但不擅演讲的老黄甚至上了一档路演节目，准备了一夜台词，设想各种盘问和刁难，事前紧张得双手发抖。但评委们根本就没让他说话，笃定断言：“我觉得人们不需要这种东西。”是的，那些甚至正引领一个个行业的商界大佬，竟不去问问这个做了5年临终关怀的人：在死亡面前人们究竟需要什么。

两人只好把启动资金极度压缩，并在丁锐搭建的网站上发起众筹。3个月，180人掏了22万元。筹到钱后，公益界、商界突然又有了“兴趣”，质疑“公益为什么收门票”“体验能不能承担生死命题”？

虽然提问者未必真想知道答案，但从2013年起，“醒来”建起网站、开通微信公众号，日更一文，喋喋不休地讲老黄们脑袋里的故事和哲理。以至于3年后，有个“生命样本”的专栏竟写了足足100篇，记录下100个普通人的生命故事。他们正联系出版社出这本书。

2016年4月4日清明节，“醒来”死亡体验馆开馆，票价444元。巧合的是，场馆筹备了4年，耗资400万元――都是“4”。地址选在了上海1911年建的老建筑，建国前是孤儿福利院。老黄当初来考察，一眼就相中了：“这地方阴气重，挺适合咱们。”

以前，老黄们以为“怀胎四年生下哪吒”，事儿就完了。不料，故事才刚刚开始。

开馆第52天，他们收到一封投诉信，认为体验没有传递“应有的正能量”。“醒来”这类产品的难点在于个性化定制服务不能标准化。

一天2场，每场3小时，每场12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和预期。让每个人都满意，基本不可能。而作为唯一的主持人，丁锐要在精神高度集中的6个小时，引导、跟踪、梳理、总结现场每个人的表现和特质，这样的“特异功能”也只此一人具备。

当体验不能标准化、服务不能批量化，“醒来”不是可复制的商业模式。一系列的影响则是，规模不能扩展，营收受限（每天最多两场票房收入）……

那以“醒来”为IP设计周边产品？当然可以。100场体验就有1 000个用户故事，这是多么庞大而鲜活的“死亡IP”，做电影、出书、开发游戏等，前途广阔。但目前却还不能实现。“太累了”，丁锐开玩笑：“一回家就瘫在沙发里，舌头耷拉在一边，连睡觉的力气都不够……”

好消息是，开馆3个月，“醒来”已经仅靠卖票就能养活自己，来体验的用户再没有抱着体验鬼屋的心情来，甚至有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的游客。北京“盗墓笔记”嘉年华一位负责人悄悄来体验，现场没什么评价，回去后一天骂三遍团队：“你们看看人家‘醒来’，就3个人，把体验做那么深刻！”

最近，丁锐去了趟北京，接触了些VR、游戏团队，希望尝试通过技术手段，在线上“复制”一个死亡体验馆，将“醒来”对死亡和生命的哲学思考，通过游戏传递给用户。例如，“要不要折磨无辜的女儿”式选择，可以让玩家浸入逼真的场景：折磨，或许可以救100人，但小女孩因恐惧而颤抖的样子又那么真实……

“醒来”处在特殊行业，又刚刚起步，困难在所难免。老黄摸出包“中华”说不要着急，“这个世界终究无法解释，只能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