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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陕北插队,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置景车间学过木工,在美术组画过七年大天片的李俊明,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和电视剧结下不解之缘。不但在多部经典剧作中出任美工师,现在又担任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副主任,像个管家一样掌管着中心的行政工作。
谈起《四世同堂》时,他特别的动感情,在他那个大书柜里翻出厚厚一本影集,里面放的是设计《四世同堂》时而拍的好多照片。他如数家珍般地给我指点着那些已经发黄的照片。
我问他,他的作品有没有获过奖?他摇摇头。“我从来不在意得不得奖。不过,能做出《四世同堂》这样的大戏,比得奖好让我高兴。”
离开他的办公室后,我忽然想起,刚才忘了问问他,现在他还有没有时间再去参与设计一部也能传世的经典戏。
《四世同堂》的设计不光是我,还有彦小追。他也是搞美术的,我们平时就很熟。当时我刚从一部戏下来,回到北京后,摄像梁世龙说:“林汝为导演正在找你呢。说要拍《四世同堂》。”看过剧本后,我觉得难度非常大。这部片子对美术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在当时全国都没有多少电视剧的情况下,我们一下弄一部大部头的历史题材的戏,难度很大。我就到了彦小追的剧组,他正在的一个戏上。我就跟他说:“这事可是够大的。”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下定了决心。他说:“咱们俩怎么干不了这事?要是干不了,咱俩也别当美术了。”有了他这句话,我的创作欲望被激起来了。
为了搜集资料跑遍了全北京
当时经费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有人说日本人要投资,但是都没成,最后还得依靠自己脚踏实地地干。
搭景时需要大量的置景工人,我们没有一个。只有二十来个民工,都是木工,带着斧子、锯子、刨子就来了。我们还是请了北影的老置景师傅张廷贵。作为搭景的主要负责人,还有我们中心的王金明师傅。搭完最后在做表演效果时,我们请了北影置景车间的T绘组,都是专业的。他们看了我们的景很吃惊:“你们用了多长时间?”“一个月。”“一个月搭这么多?”而且他们很震惊,一个电视剧要搭这么大的景。在里面都能走车,用大卡车拉土啊。树都是去木材厂挑的真树,只不过里面是空心的。到现场挖近两米深的坑栽上。搭完这些景,因为季节的问题,我们要进棚了。一部分戏是是到第二年开春才拍的,但是景一点没坏,说明我们搭得非常认真。搭景时正是夏天,为了赶时间我们都是挑灯夜战。每天傍晚在工地干完后,民工去吃饭,我和彦小追连楼都爬不上去了,只能坐在楼底下,听到楼上传来新闻联播的声音。
当时大家没有别的想法,只想怎么尽早投入拍摄。我们同时还要参与对服装啊,对人物造型的意见。大量的道具我们也不是说交给道具师就算完了。当时为了拍这个戏我亲自去跑道具,北京那时还有很多旧货店、寄卖店,四城都有。就靠骑辆自行车,甭管刮风下雨都去。戏里用的所有老式家具八仙桌啊,条案啊,连三啊,包括钟表啊,磁器啊,挂的摆的那些东西,全都是从旧货店选来的。戏里用的碗是用新碗到郊区农村找老乡换来的。那时正好赶上退还“”抄家的物品,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四世同堂》里普通人家用的道具都是从那里挑出来的。中心的道具库、服装库,包括置景库也都是从那部戏开始建立起来的。
片头是我们最后设计出来的
我觉得片头应该是非常考究的东西,最初人们提出好多想法,包括林汝为导演也有她自己的想法。比如搞一组旋转的人物雕塑。但是我觉得太具象了。也有人提议把老舍先生的那本书拍下来,然后用特技让它立起来,再一翻篇,我觉得这种似曾相识,也没有什么新意。最后也做了一套片头,一块岩石前放一束野花,然后忽然从上头流下一股鲜红的血。我觉得这种人为地痕迹太强了。我说:“这样吧,我和彦小追也做一套方案,看看谁的好。”老舍先生的小说封面上就是画了一个小门楼。好像是丁聪画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这一段历史就是从这个家的几代人反映出来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落实到这个门上。
但这时戏已经拍完了。我就把戏里用的这些道具找来,就在八里庄我们的回忆里重新搭景,重做效果。祁家的那扇门就立在我们停车的院子里,把门支好后,摄影师梁世龙把着摄像机一直推到车库里才找好焦点,我蹲在门后头用手一点点把门打开,反复拍了好几次。做完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北京晚报》上有一篇文章说,从片头的设计可以看到导演的用心良苦。后来我和彦小追到电影学院进修,在上课时,老师也用这个片头做例子,说设计非常好,和剧情很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