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之尊师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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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05年，登位不久的隋炀帝即下诏，“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朕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摆开了尊孔兴教的架势。

隋炀帝这么做，自有其因。早在开皇初，监书监牛弘就上表隋文帝，宣称孔学“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建言隋朝“大弘文教，纳俗升平”。但杨坚“不悦诗书”、“素无学术”，加之“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不得不倚重武将，文臣亦“刀笔吏”居多，尊师重道之类，提不上议事日程。及至晚年，又“废天下之学”，只有一所国子监，弟子仅七十二人。炀帝上台伊始，想扭转文教之凋蔽局面，于是“复开庠序”，在京城和各郡县开设学堂、培养人才，以臻文治。客观讲，尊师重道，合乎当时教育兴隋的需要。

公元608年，隋炀帝又下诏云：“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炀帝此话，奉孔子为圣人，尊为“尼父”、“素王”，又要寻求孔子嫡裔，拜爵封侯。其尊师重道之高调，为秦汉魏晋所未有；且创科举取士新制，首设进士科，选拔官员，给寒门士子打开向上流动的通道。杨广尊师重道、兴办学校，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

但如鲁迅所说，隋炀帝的尊师重道，把孔夫子当成“敲门砖”，已“怀着别样的目的”，且带有不小的虚伪性。我申说两点，以证其伪。

尊师重道，首在弘扬孔子孝悌仁爱的“圣德”、养成高尚德行。然而，倡言尊师重道的隋炀帝，自身却与“圣德”背道而驰。称帝前后，他弑父夺位，残害兄弟，屠戮忠良，苛役人民，纵情声色，无半点孝悌仁爱的影子。由这样的无道昏君来训示天下臣民尊师重道，岂不是大笑话？隋炀帝的尊孔崇儒、尊师重道，不能排除做秀造势嫌疑。他欲以孔夫子这件漂亮的外衣，来掩饰自己的丑恶嘴脸。口是心非、言行相悖的尊师重道，行之不远，也难以奏效。

“百年树人”的教育，非朝夕所可计功。尊师重道、教育兴隋的方略，真实行起来，又与权贵者的急功近利产生矛盾和冲突。而隋炀帝，恰恰是雄心勃勃、急于成就丰功伟业的主儿。事实上，尊孔诏书的608年，隋炀帝正忙于巡幸西北、调集军民大修长城，以与秦始皇齐名。在位十三年，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造“政绩”、搞享乐而唯恐不及，哪有心思、时间去尊师重道。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执政方式，注定了“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一代名儒刘炫，定礼仪、修律令，“博学有文章”，只做了个太学博士的小官，还被炀帝“罢之”；回到河间，又被郡官交给盗贼，后贼破还县城，郡官竟以其“与贼相知，恐为后变”，拒之门外。“饥饿无所依”的刘炫，活活被“冻馁而死，时年六十八”。难道这就是隋炀帝的尊师重道、敦奖名教？

尊师重道、教育兴国的口号，正确、响亮！就怕仅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不能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倘若没有诚心，且又不能持长远、科学的政绩观，那它终是句空话而已。这，该算是隋炀帝尊师重道所提供的一个历史警示吧！

【原载2013年9月10日《联谊报・钱塘听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