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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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故事,是小说常用的叙述策略。小说中的“我”,不能视为作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这一点,大家都清楚。既然“我”是一个人物,我们通常从人物形象分析这一角度认识小说中的“我”。比如《一个人的遭遇》中的“我”,是一个与索科洛夫有着共同战争感觉的人。《祝福》中的“我”是一个有着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目击了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对祥林嫂具有深切的同情,又找不到改变旧中国的出路。把握“我”的形象,当然是欣赏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仅止于此,还是不够的。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要对小说的艺术性加以深刻的理解,我们还可以从叙事的角度对小说中的“我”进行分析。

小说中的“我”作为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在不同的小说中,有着多种叙事功能。下面只就《一个人的遭遇》和《祝福》两篇小说谈一谈。

《一个人的遭遇》采用故事中套故事的叙述结构。小说分三部分,开头和结尾是“我”和索科洛夫的结识与分手,中间是索科洛夫的自述。小说中其实有两个“我”在叙述,一个是类似于作者的“我”,一个是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索科洛夫的叙述低沉悲伤的语调中透露着感伤、朴实、坚韧,叙事的同时,穿插着抒情、议论,这些抒情和议论往往直抒胸臆,袒露了人物内心世界。“我”――索科洛夫的故事,具有了强烈的真实感,其抒情,有了动人心魄的力量。比如“我”去看已在战场上牺牲的小儿子,小说中这样写到:“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拿多里的同志们,朋友们,擦着眼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眼泪在心里干枯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的心才痛得那么厉害吧。”再比如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奇怪得很,白天我总是表现得很坚强,从来不叹一口气,不叫一声‘喔唷’,可是夜里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浸透了……”我们与其说是在听索科洛夫讲自己的故事,不如说是在听他的内心独白。

战争给普通人索科洛夫带来的心灵创伤,在第一人称独白式的叙述下,具有了动人心魄的效果。作者巧妙地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性、抒情性,拉近小说主人公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走进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相对于索科洛夫内心独白式的叙述,小说中另一个“我”的叙述,则起到旁白的作用。作者借用“我”的眼光,“我”的视角,对索科洛夫的不幸命运、心灵创伤进行了有力的刻划。“我”的旁白催人泪下,也暗示了作者对法西斯主义罪恶的愤怒谴责,道出了索科洛夫一个人的遭遇,也是饱受战争创伤的苏联人民的共同遭遇的命意,并表达了不要让下一代留下战争带来的伤害的愿望。

如果说“我”――索科洛夫沉浸于悲痛之中的独白叙述,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另一个“我”――类似于作者的旁白性叙述,则推进了作品的悲剧气氛,并以其兼具抒情和议论的叙述语言,升华了主题。在作品结尾,两个“我”仿佛在泪花中化为一个人――一个共同遭遇了战争心灵创伤的人,一个有着坚韧品格的人――从而作品也完成了对卫国战争后一代苏联人的塑造。

我们再说一说小说《祝福》中的“我”。《祝福》中的“我”既是祥林嫂故事的叙述者(当然,祥林嫂的故事不完全由“我”叙述,嫁给贺老六一段故事由小说中人物卫老婆子叙述,阿毛的故事由祥林嫂自己叙述),又是这一故事的审视者。一方面,“我”在叙述祥林嫂的故事时,努力保持着克制、冷静的叙述格调,从而使祥林嫂的悲剧具备客观真实性。另一方面,作者又将祥林嫂的悲剧,纳入了“我”的审视领域,“我”的心理过程,使小说回荡着感伤的激情,使小说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有了主观的态度,从而完成了对祥林嫂悲剧根源的追问。具体地说,“我”的审视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故乡环境的审视。“我”作为一个离开了故乡的知识者,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曾经熟悉的故乡。“我”发现故乡一切都没有变:“祝福”的祭祀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照旧大骂业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窗下的案头是一堆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通过“我”的眼光,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的社会风俗,通过“我”与“故乡”的格格不入,通过反复的“我决计要走了”的内心独白,引导读者对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鲁镇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

二是对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审视。祥林嫂是怎么死的,在鲁镇的人们――比如鲁四老爷家的短工――看来,是“穷死”的。鲁镇的人们并不深思祥林嫂的死亡,甚至连一点同情也没有,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鲁镇社会的“吃人”本质。对祥林嫂的悲剧的审视,是由“我”来引导的,小说中有“我”的一段心理活动:“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也都还不错。”在“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祥林嫂不过是一个“”而已,像祥林嫂这样的人死了,于“被吃”者祥林嫂而言,当是一种解脱,于“吃人”者而言,不过是厌弃了一件“”,这是多么冷漠的世界。并且,“吃人者”与“被吃者”对这一悲剧,都毫无自觉的希望,都已习惯于如此麻木地生存,这又是多么令人绝望的世界。“我”的这一段内心独白,点燃了我们对祥林嫂悲剧的深切忧愤之情。

三,“我”对自我的审视。著名鲁迅研究学者汪晖先生认为:“《祝福》的特点恰恰就在:它把祥林嫂的悲剧纳入叙述人同时并存的‘有罪’与‘无罪’的心理结构,非‘我’的、客观的、它者的故事和悲剧成为叙述者极力摆脱又无力摆脱的精神负担,故事的叙述过程成为叙述者企图摆脱的压力和道德责任的潜意识的活动过程,实际上,正是这种强烈的摆脱意识,证明了叙事人与悲剧的必然的精神联系。”(《反抗绝望》,河北出版社,P346)作者正是通过“我”对祥林嫂之死的心理过程――从自责、负疚到“轻松”“舒畅”的展示,表达了“我”对故乡鲁镇和自我的双重“绝望”。从而寄托了作者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深刻审视:在旧的社会秩序中,面对祥林嫂的死亡悲剧,假如“我”不作绝望的反抗,也只能成为旧社会秩序的同谋者而已。

总之,在《祝福》中,鲁迅先生不但通过“我”叙述了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而且借助“我”的眼光,对鲁镇社会、祥林嫂悲剧进行了冷峻的审视,对“我”一样的知识分子进行深刻的灵魂拷问。“我”的叙述,使小说的客观真实性和主观感伤激情融为一体,建构了《祝福》不同凡响的叙述结构。

(浙江省金华市第一中学;32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