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担保业“非正常”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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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已不再是银行而是江浙的地下钱庄，也有一些境外资金和原来炒房的退出资金
“去年，我们担保的一家比亚迪经销商差点就倒闭了，如果不是后来国家鼓励小排量车的政策出台，小排量车销售起死回生，我们这两年的利润就全赔进去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担保行业也正经受着巨大的冲击，如今，“我和很多同行，打算全面收缩战线，”吕军告诉《望东方周刊》。
福建人吕军是上海一家担保公司的总经理。从今年开始，他将业务伙伴控制在了20家以内，更远期的目标，则是进一步缩减到10家左右。 上海担保企业的数量，已经从2008年的100多家，减少到80多家。很多中小型担保公司，也从贷款担保的正常业务战线撤退，走向小众化发展路线，转向了“自己给中小企业贷款”的生意。
担保公司风险爆发
中国首家全国性的专业担保公司于1993年创办，但直到2001年3月，财政部才《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对担保机构的相关问题作了规定。
2002年6月《中小企业促进法》通过，明确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而且鼓励各种类型的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行业发展步入快车道。
吕军2003年离开工作了10年的银行进入担保业，2008年以前，吕军的担保业务中，最大的一块就是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企业没有抵押，或者银行看不上他们提供的抵押品，于是就找到我们，让我们提供担保。”由于大多出身银行，所以担保公司和银行“很好说话”，而且，“要是借款方出了问题，就直接从担保公司的账户把钱划走，这样，银行的账面上没有不良记录。”吕军说，这让公司的业务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每天十几家企业自己找上门。”
经济快速发展，掩盖了模式内的一个重大隐忧一“按照正规的流程，如果借款方还不起贷款，那就应该对其资产查封、拍卖，这部分钱还给银行后，不足的部分由担保公司代偿，但实际的流程是，银行二话不说，先从担保公司存在银行的担保资金中把钱划走，然后担保公司再去找借款方要钱。”吕军说。担保公司在与银行的合作中多处弱势，承担了全部的担保风险。于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担保公司一夜之间深陷泥潭。
基本上，“只要出一两件大事，一家担保公司就要了，”吕军说，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进一步增加了担保公司的生存难度。
按照政策，上海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余额一般不超过担保机构实有担保资金的5倍，“也就是说，你必须在银行存11300万，才有资格担保5000万，这还是理想状况，实际根本达不到5000万，”但收益却只是按贷款金额的2.5％～3％收担保费。
“我们2008年担保的金融在1亿元差一点，也就是说，我们有2000多万是存在银行不能动的，”吕军说，除去成本，他的这家担保公司的收益其实只有200多万，“其中，还包括政府对担保公司的补贴，我们去年拿到的是100万。”
而上海市担保行业协会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则透露，在行业协会2009年进行的一次调查中，上海担保企业的数量，已经从2008年的100多家，“减少到80多家，而且，除了协会内的会员企业，很多中小型担保公司，做正常业务的也不多了，也就是不大做贷款担保的业务了。”
上海市担保行业协会2007年1月成立，据协会提供的数据，当时上海共有担保机构89家，融资担保余额542亿元；当年底，上海各类注册担保机构已有106家，注册资金112亿元。2008年，上海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总额达237.65亿元，年末融资担保余额146.3亿元，分别比2007年增长47.77％和26.12％。
而那些不做正常业务的担保公司，大多转向了“自己给中小企业贷款”的生意，上海一家进行了这样“转型’的担保公司总经理蔡雯告诉《望东方周刊》。
和吕军的担保公司不同，蔡雯的公司规模较小，也不是上海担保协会的会员单位。在2005~2007年房地产火爆的时候，“我们几个从银行出来的股东，开了这家担保公司，专门做房地产贷款担保，才算赚了一笔钱。”
2008年以后，蔡雯开始转做其他行业中小企业的担保业务，但过程却一波三折。
“一家外贸企业拿着一个名牌企业下的订单，找我们担保了400万，谁知不到3个月，这家企业就因为拖欠供货商货款被告上法庭，厂也被查封了，别说3％的担保费没拿到，如果这家企业破产，因为连带担保责任，我们就要代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后不到半年，蔡雯又被骗走了280万元。
“一家五金厂欠了很多债快倒闭了，就买通了我们的业务经理，伪造了报表、担保保证人和银行手续，骗到280万的贷款，就卷款逃跑了。”蔡雯说，因为这两笔担保造成的损失，“别说前几年的辛苦都白费，就连本都赔了进去。”
更严重的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蔡雯担保的中小企业中，“约3成出现了逾期还本付息，”而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正是因为融资难，中小企业都非常重视银行的信用记录，”蔡雯说，在她认识的担保公司里，几乎都出现了贷款企业逾期还本付息的现象，‘虽然大部分没有我这么高的比例，但大家都在说，传统的贷款担保模式已经没法做了。”
后来，蔡雯还考察了信用证打包贷款担保、承兑票据担保等业务模式，“可是时机不对，现在拿着国外银行的信用证也没用，因为外国银行也在倒闭。”
最终，蔡雯对她的担保公司进行了更彻底的转型，业务重心转移到了“自己给中小企业贷款的生意”，只不过，这次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不再是银行而是江浙的地下钱庄，“也有一些境外资金和原来炒房的退出资金，他们有钱，而我们手上有客户资源。”蔡雯说。
“月利7～8分，以房产担保，就在现价基础上打6折，机械设备元件、生产资料或者产品之类的抵押一般不接受，就算有关系介绍来的，也只能在原价基础上打5折以下抵押，”蔡雯说，这个利率水平在“圈子里’’不算高，月利9分的也很正常，“但我们觉得，现在的行情下，肯借9分利贷款的企业，就等于是卖血换水喝，这样的企业，现在就是很多地下钱庄也不敢借。”
担保公司“被收购”
仍在坚守贷款担保业务的公司，也在进行战线收缩，“原本我们有100多家合作企业，业务往来较多的有60家左右，现在，我们决定最多保留加家，而且，这些企业都是福建的石材企业。”吕军告诉《望东方周刊》。
担保公司原本大致分为3类：政策型、互助型和纯商业型。 “以前，互助型担保主要在钢贸企业中盛行，由于只有贸易没有生产实体，说
句不好听的，都是皮包公司，所以这类企业贷款比较难，后来，他们就以一个小群体的形式，互相担保，再向银行贷款。”吕军说，这样的模式，使得2008年钢价大幅波动时，担保公司和银行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有一家企业倒闭了，欠了几百万，互助担保的其他几家一看，这个老板也的确山穷水尽了，就一家凑一点，帮他把账还了。”吕军说，这件事刺激了大批的担保公司转型。
吕军就打算，在福建老家建立一个这样的石材互助担保群体，“石材产业的特别在于，这些企业的老板，很多都是一个县甚至一个村子出来的，知根知底，但是银行又不愿意接受他们的产品抵押，既不能把这些抵押的石材都拉走，因为堆场太大成本太高，又不放心把石材留在企业自己的地方，因为企业经营好的时候，石材都在那里，等你知道他经营有问题了，石材却早就不见了。”
吕军打算组织10家左右的石材企业，“比如集体出资1000万，扩大担保公司的担保资金，就可以从银行贷款5000万了，以后，这些企业就不仅是借款人，还是担保公司的股东，那担保公司的风险就可以大大减少了。”吕军说，在福建、江浙、广东等地，正有很多中小企业自己组织企业，想以类似的形式建立一个新的融资渠道，“很多小群体，干脆就放出消息，要买下一家担保公司。”
另一种被普遍看好的模式是：“企业集体出资成立一家抵押监管公司，比如10家企业出资100万，到时候，一些抵押品就不用拉走，由这些企业自己来监管，这样，就解决了担保公司害怕抵押品失踪的难题。”
这两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这些企业本身都是知根知底的，有的老板甚至就是一个村子里一起长大的，就算没有互相监督，一般的企业也不敢拿多年积累的行业信誉冒险。”
成本也大幅减少。“你知道现在发展一个新的客户要花多少精力吗?”吕军说，国内对中小企业的财务监管并不严格，“一家企业有两三份财务报表都不稀奇。”所以，吕军考察一家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先看报表，再看电表，然后看销售合同，再拿着合同，去抽查任意两个月的资金进出状况，分辨合同的真假，最后还要去看企业仓库的出入库单据，证明是不是有这么多商品生产出来，又运出去了，”而这一切，都要总经理级别的领导亲自去做，“因为怕业务经理被买通。”
但无论哪种模式，这都意味着担保公司会走上小众化的发展路线，“因为担保公司本身低收益、高风险的状况没有改变，如果10家石材企业出资成了担保公司的股东，那最可能的状况就是，资源被他们垄断，因为没有足够的利益刺激他们为别的企业担保，”上海市担保行业协会办公室该人士说。
也许，再担保机构的出现，可以缓解目前担保公司的窘迫。
2008年12月，上海市促进小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和上海市担保行业协会一起，进行了―个名为“上海市设立再担保机构方案研究”的专项课题，以吸取外地设立再担保公司或者基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