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润桃李,黑白画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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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的金秋，我踏入我们北师大的新校园，在生物学系攻读生物科学教育5年，1964年8月的金秋毕业，走上中学生物学教学一线，至今已50多个年头，我是同学们的名副其实的校友。

一、践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

1964年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市远郊区的顺义县牛栏山中学，在这所农村中学任生物学教师20年。1984年调入北京四中，任高中生物学教师。2001年退休至今，参与生物新课程改革及教学研究的行列。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市区，无论是在中学生物学教学一线还是研制新课标，我都铭记母校“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脚踏实地地为基础教育出一份力、发一分光。

教师以育人为宗旨，育人要爱人（学生）,以传道固其本（品德），授业强其身（才干），解惑启其思（智慧）。教师的身教重于言教，只有“正言、正行、正教”，才能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教育和影响学生。20世纪60年代初，牛栏山中学的办学条件差，但是爱生敬业、尊师刻苦的优良校风全市闻名。初中动物学解剖实验课没有足够的设备和材料，我就组织学生用秫秸杆制作解剖盘，将废车条磨成解剖针，并亲自到厕所掏取蛔虫，到河套寻觅河蚌，到田间捕捉土蝗，夜晚到沟渠诱捕蟾、蛙等实验材料。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凡是课本上的演示实验和学生动手实验，都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毕业时，敬爱的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理化生教研组的全体教师，经常利用周六和周日深入到芦圈等生产大队，参加田间生产劳动，访贫问苦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农民交朋友。这期间，我逐渐认识到农民渴求知识，农村需要科学。为此，我们与芦圈大队协议成立农业科技组，组织部分农村青年开展科学种田活动，第一个科技试验项目是“冬小麦丰产栽培”，这项科学种田活动取得的成果得到充分的肯定，也使我真正领悟到知识分子应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期间，学校顺应形势的发展曾建立学农基地，生物学科的任课教师自然成为学农基地管理的成员。为了学生获得农村需要的科学知识，一方面，我坚持定期地到农大东北旺试验基地、国营张西庄农场、双桥农场、当地驻军后勤、北石槽大队、北郎中大队、各公社粮库等单位，向专家和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小麦、玉米、水稻和棉花的丰产栽培，制作中曲发酵饲料和科学养殖，建造土粮仓等技术，另一方面，在学农基地里组织学生参与作物丰产栽培和农业科技活动，先后获得亩产小麦802斤、皮棉205斤、水白金稻谷1 200多斤的高产纪录。在学习和实践的基础上，为学生编写出相应的教材。此外，组织部分学生在校内外开展了甘薯温床育秧、马铃薯二季作和沟藏、灵芝培养、大棚蔬菜种植、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等多项试验。撰写的《农大139冬前穗分化》《甘薯温床育秧》在《植物》杂志上发表，并得到专家们首肯。

在完成学校的教学工作的同时，我还承担公社农民“五七”技校的部分组织和教学工作。我与公社农科员配合，负责培训70名大队农科员。农闲时举办农业科技讲座，农忙季节定期地进行田间考察和技术咨询，全公社28 500亩土地，从种植到收获开展多次现场教学，块块土地都留有我们的足迹和汗水。

教师要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勤勤恳恳地育学生，才能无愧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1984年我调入北京四中，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其“严谨、民主、开拓、创新”的办学理念中外闻名。在这里，我始终从事高中生物教学工作，任生物学教研组组长、理科教师党支部委员逾十年。80年代初，北京四中的校园建设和硬件配置列国内中学一流，高中阶段的生源质量属北京市一流，其“素质教育”的思想先进，学校的治学环境宽松。这样的一所中学，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必然是高标准的，为了适应四中教育和教学的需要，我把学科专业知识的更新和教学观念的转变，作为自我业务进修的重要任务。

早在1973—1986年间，我曾受聘为《植物》杂志的常务编委，负责有关中学植物学知识方面的课题选择和审稿，其间与许多学者、专家和科研人员进行接触和交流，在曹宗巽、董愚得等前辈的启示下，我有计划地进行着植物学基础知识的更新。1986年，经董先生推荐我又担任《生物学通报》的编委，先后负责生化遗传栏、教法栏的组稿和审稿工作，又促使我迅速完成有关生物学基础知识的更新。至今，我已经养成适时更新学科专业知识的良好习惯和方法。进入四中后，我参加各种专业进修的机会增多，时间也得到保证，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我先后拜访了多位学者、教授和一些前辈，虚心向他们请教生命科学中的疑难问题，求索中学生物学教学的经验，探讨开展生物教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得到许多老一辈教育家的指导，得到许多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帮助，使得我有信心、有勇气、有能力在四中这片教育沃土上耕耘。

“”前我没教过高中，对高考及试题一无所知。1980年前后，我初次阅读国外的现代教学理论，其中的阶段教学法、标准化测试命题和学业评价吸引着我，学习和借鉴现代教学理论，促使我的高中教学水平和学生高考质量大有提高，初步尝到用理论指导实践的甜头。1985年我参与了市教研中心组织的为国家考试中心编制用于高考命题的“双向细目表”，此后，曾多次参与高考、会考、国家或市级学科竞赛活动的命题。

四中十分重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结合，80年代初就鼓励老师们开展学科教学研究和撰写教学论文。1985年在学习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和教育目标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在初中生理卫生和高中生物学科教学中进行教学目标分类和形成性测试与评价的尝试，历时5年的教学实践与研究，编写的有关著作和发表的相关论文得到同仁的认同。90年代初，我们系统地学习奥苏贝尔的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探讨概念学习方式，通过学科单元中典型范例的分析，总结出概念性知识的学习方法，以及信息编码策略的训练方法，为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

1985年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聘请植物生理所专家做顾问，建立了植物组织培养室，组织部分初中生物学爱好者开展研究性学习活动。这些学习活动的成功，使我们对素质教育和学生个性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积累了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点滴经验。北京亚运会前，在科技人员的参与下，我们的组培室为亚运会提供了上百万株组培苗。1992年高考取消生物和地理学科，使生物学科教学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但是，我校每年的理科毕业生有20%～25%报考生命科学或医学专业。为了满足学生需求和社会需要，在学校的统筹安排、全力支持和领导下，我们将研究性学习活动拓展为植物学和动物学基础实验、生物医学实验、细胞遗传学基本技能训练、植物组织培养4门选修课，分别开设在高一、高二年级，每个年级在自愿报名的前提下选拔60名学生选学一个学期，共32学时。这样，每学年有240人次参加生物学选修课学习。酷爱生物学的学生，曾连续选修生物学，他们在选修课上曾经做过80多个实验，连同必修课的实验活动，有力地促使同学们将动脑、动手和用心相结合，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开拓他们的潜能打好基础。开设研究性学习选修课程，使教师的实验技能得到提高，对生物学基础实验在高中阶段的可行性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根据高中生物学课程内容的需要，我们将原课本的5个实验扩展到20个，使得没有参与生物学选修课的同学，也得到学校课程设置改革的实惠。高中生物学实验内容的适当拓展，为基础教育高中生物课程内容的改革提供了依据，为新课程标准的研制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