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留守儿童,从撕标签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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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事件也许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它所折射出来的关乎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不应该在社会短时间的注目之后重归公众视线的盲点。6000万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不是单单一句“城乡发展差距”的归咎，也不是简单粗暴的“让他们父母回来”就可以解决。
6月24日，事情过去半个月，一家来自广州的从事留守儿童心理陪伴一线工作的NGO――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以公共空间的形式，邀请不同领域的伙伴，对毕节事件中所反映的问题和可持续行动方式进行了探讨。参与讨论的伙伴有来自一线留守儿童心理陪伴项目人员、基金会人员、媒体人员、企业伙伴，也有传播学的专家学者。当情绪慢慢沉淀下来，这是个合适的时机去重新看待这件事。来自社会各方的多元讨论，或许能为之后的行动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贫穷，并非是问题的根源
林秋霞是映诺社区发展机构的留守儿童项目主管，有丰富的和孩子接触的经验。她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媒体一开始报道说那四个孩子是因为家里贫穷而自杀时，我并不认同。贫穷并非是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而社会大众对孩子的理解还停留在物质缺乏这一点上，媒体会引导大众形成对孩子的认知偏差。”
爱氧星互联网公益平台的覃清对此表示赞同，“我们在甘肃做调研时，发现那里的人们对幸福人生的定义普遍是在物质上。父母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而外出打工，对孩子的期望也仅仅在于吃好、睡好、成绩好。留守儿童群体大，政府和社会对孩子的关注更多的也是在物质上，但其实留守孩子的心理比正常孩子更加复杂。”
“毕节事件中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如果他在朋友中有类似亲情的互动，愿意去倾诉和分享，可能不至于后果如此。而且，这个最大的孩子如果没有自杀的想法，也许四个孩子都不会这样。”覃清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父母远离是留守儿童问题的硬伤。”林秋霞说，“曾经遇到一个15岁的孩子，从小到大和父母相处时间不超过10个月。父母亲觉得没有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平时的电话沟通也局限于学习、物质话题。长期分离让父母没法理解到孩子的真正需求，同时缺乏亲子沟通的技巧和意识也是主要原因，因为大部分留守儿童的父母是第一代留守儿童，他们没有意识到亲子沟通的障碍问题，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们的孩子沟通，他们觉得父母只要关心他们的学习和吃喝住行就足够了。除了基础的物质生活之外，孩子还需要些精神上的陪伴和关怀。”
行动，寻找有效的切入方式
蓝信封传播专员黄恬恬认为：“其实有的父母亲可能知道孩子需要陪伴，但并不知道怎样去陪伴。”
林秋霞说，映诺的留守儿童心理咨询热线3年半里有超过1600个案例，大多数是父母来咨询。当父母亲意识到亲子沟通存在问题时，其实也是比较容易被触动的。
周文华是蓝信封的负责人，他结合蓝信封多年与留守孩子接触的经验给出了回应：“初中是一个很难去突破的点。孩子从五六年级开始感受到自身境遇后，如果在初中没法得到回应，就会发展出心理问题。”
但是，仅仅朋辈的陪伴也难以完全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处于青春期的苦闷和无助，在现实生活里孩子需要一个成人以导师式的身份去倾听并给予回应。
“在父母缺位的情况下，学校老师本应该是最合适的对象。但显然，农村教师群体本身也存在不少亟须关注的问题，代课老师、老师待遇差、压力大等等。完全寄希望于让老师关注到一个班几十个留守孩子的心理情况，他们也力不从心。”周文华介绍了北京西部阳光基金会开展的驻校社工项目。在父母缺位、老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状下，在学校开展社工课堂和小组活动的驻校社工项目是公认的较为有效的介入方式。周文华同时介绍了一些极具创意的有效切入方式，如北京歌路营的“新一千零一夜――农村住校生睡前故事公益项目”，用1001 个故事陪伴每个离开家缺少亲情关怀的孩子，项目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不但孩子们喜欢，改善了同学关系，老师也非常喜欢，因为调皮的学生少了。
林秋霞指出，驻校社工项目的开展，依赖于学校的支持，“有的学校不愿意公益组织介入，觉得孩子留守是很正常的状态，因为学校最看重的是升学率和物质条件，甚至宁愿只要钱。”
周文华对此也深有体会，蓝信封专注于留守儿童与大学生一对一长期通信，在一定程度上能回应孩子在亲情缺失下的倾诉需求。但有的学校只重视成绩，觉得写信会影响学习，曾有一位非常热心书信项目的老师被其他老师排挤，让他感到有些心酸。
诚然，毕节事件在公益圈里，特别是关注留守儿童的公益人里，掀起了一股反思和追问的风潮。不少从事留守儿童心理陪伴的一线NGO，如歌路营、蓝信封、父母心基金、映诺、西部阳光等也都就如何介入等问题纷纷发声。但所有的这些更为一线和面向行动的讨论，在媒体上却只有很少被提及，在整个自媒体传播平台，更像自娱自乐，因为并不为大众所知晓。
爱氧星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史萧宁提醒大家，普通民众对问题的认知都来自于媒体，我们觉得媒体的报道不够客观没有点出问题的核心，当我们想要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告诉公众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时，我们发现自己发出的声音难以传达到大众的范围里。
覃清对这个话题有自己的看法：“公益人待遇普遍偏低，很难吸引到做传播的专业人才，掌握不了话语权。而话语权总在资源丰富的官方平台手上。微博等自媒体的兴起给公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公益人本身不懂得怎样去利用这些平台，也没办法把我们想要说的传达给公众。公益人应该检讨：如何去更好地做有效的传播和倡导？”
“我觉得倡导很重要，能纠正大众的认知误区。如果不做倡导只行动，越完美的行动可能越会弥补制度的不合理。”广州某高校一位从事公益传播研究的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媒体可以尝试改变公众对留守儿童的刻板印象，从微观角度改变留守儿童“问题少年”的标签，避免孩子接受到社会不友好的价值传递。
经常与大学生志愿者接触的黄恬恬在考虑大学生行动的可能性：“在搜索‘留守儿童’字眼时，常伴着‘自杀、杀害同学’这样的后缀，孩子的行为可能会被我们的认知所影响，我想要改变这样的后缀，给百度公司寄公开信。我们也可以去修改百度词条，从现实生活的小事中为孩子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