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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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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文人的不懈追求。一旦“货”得成功,便急不可耐地要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但一旦“货”得不顺畅或中途受阻,往往会发牢骚讲气话,以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痛楚与愤懑。颇有意思的是,文人发牢骚的方式有相同之处,那就是将自己的牢骚付诸笔端;意味深长的是,文人们在将自己的牢骚付诸笔端时,又往往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的直抒胸臆,有的托物言志,有的谈神说鬼……

汉武帝刘彻当上皇帝后,便征召天下贤良之士。文士东方朔上书自荐,获得汉武帝的重视,令待诏公车(在指定的官署中等候任命),后被任命为常侍郎、太中大夫等官职,成为汉武帝的近臣。于是,东方朔便自我感觉良好,曾上书言政治得失,陈述农业战争等强国之计,但武帝始终视他为俳优(以玩滑稽戏为职业的艺人),在政治上并不重用他。于是东方朔很生气,写出了他的牢骚之赋《答客难》,直抒胸臆地宣泄他的不平:“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用今天的话说即是:抚慰他就安宁,折腾他就痛苦;尊崇他可以为将领,贬斥他可以为俘虏;提拔他可在青云之上,抑制他则在深泉之下;任用他可为老虎,不用他则为老鼠。虽然做臣子的想尽忠效力,但又怎知道如何才能进退得宜呢?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接受了行台侍御史程钜夫的推荐,诏令赋闲在家的文人赵孟进京。赵孟进京后受到忽必烈的亲自接见,这使他喜不自胜,备受鼓舞,连忙表态,要用平生所学来报答忽必烈的“知遇之恩”。在被忽必烈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后,赵孟更是迫切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为,于是,他满腔热情地对元朝的弊政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不料却遭到蒙古大臣的极力反对,忽必烈则明显地偏袒蒙古人。至此,赵孟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蒙古人的一个摆设而已。原来,以黩武著称的忽必烈从骨子里瞧不起读书人,但他要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姿态,以此来笼络人心,而赵孟才华横溢,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又是赵宋宗室,所以他自然成为忽必烈的首选。对此,赵孟很气愤,专门写了一首牢骚之诗《罪出》,托物言志地道出了他的苦闷:“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

大清的乾隆皇帝喜好附庸风雅,常把侍读学士纪晓岚带在身边。学富五车的纪晓岚觉得皇帝对自己好得不得了,就对乾隆巡游无度而劳民伤财之事大胆进谏说:“东南财力已经耗尽,皇上应当设法救济才是。”不料乾隆当场训斥道:“朕看你文学尚优,所以让你领四库全书馆,其实不过是把你当作戏子蓄养,你怎敢妄谈国家大事?”热脸贴到冷屁股上的纪晓岚虽然心里非常不爽,但面对“文字狱制造大师”的乾隆,自然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甭说发牢骚了。于是乎,纪大才子除了适时地向主子奉献“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前兹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之类的贺联之外,就是百分之百地遵照乾隆的圣谕,任意“腰斩”、篡改典籍,兢兢业业地编纂乾隆的“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另外,没有发牢骚的纪晓岚偏偏爱上了谈神说鬼,并给后人留下了一本鬼神著作《阅微草堂笔记》。后人说了,原来不敢发牢骚的纪晓岚很“艺术”地把牢骚发到了鬼神身上。

无论怎样发牢骚,上述三个文人终其一生,竟然奇迹般地性命无忧、富贵无忧、官位无忧,并得以善终,堪称中国封建社会文人从政的“光辉典范”。但我们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个中的“道道”:东方朔之所以敢于直抒胸臆地发牢骚,且大呼“安知前后”,是因为汉武帝毕竟有容纳文人发牢骚的“雅量”;而忽必烈就没有汉武帝这样的“雅量”了,所以赵孟要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就不敢像东方朔那样直抒胸臆,而只能托物言志,把自己说成是“笼中鸟”;到了纪晓岚所处的时代,别说直抒胸臆,就连托物言志的机会都没有了,否则,一概杀无赦、灭九族,所以纪晓岚既没有直抒胸臆,也没有托物言志,只是战战兢兢地谈神说鬼。

可见,文人从直抒胸臆到托物言志,再到谈神说鬼,并不代表文人的日子越过越舒畅了,牢骚越来越少了,脾气越来越小了,反而恰恰说明文人的日子越过越压抑了,发牢骚的“权力”越来越萎缩了,说话的空间越来越逼仄了……当然,这已不仅仅是中国文人的悲哀,更是中国整个社会的悲哀。

【原载2011年第1期《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