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蜀伶泰斗魏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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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四川出了个与蜀中才子李调元相知相好的著名男旦，他就是最早的蜀伶泰斗魏长生。
魏长生（1745―1802），原名魏朝贵，字婉卿，行三，故又名魏三或魏三儿，人称野狐教主。父早逝，幼困厄，靠母当佣工为生。魏长生常去金堂北街三圣宫（陕西会馆所在地）看戏，学秦腔花旦，十三岁随舅父到西安船山镇搭班，在陕西大荔一带演出。他以后回到成都，在东较场口天涯石街与外地伶人同住。他先后参加几个川戏班子，演花旦、青衣、刀马旦，打下全能旦基础。他虚心求教，刻苦练功，唱做念打，渐显功力，几年间学会了几十出川剧，演出时声情并茂，在戏班里崭露头角。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三十岁的魏长生“新出琴腔”（在秦腔基础上改革发展的四川梆子腔和早期的西皮腔）到北京“双庆部”献艺，“以《滚楼》一剧轰动京城，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京中‘王府’‘萃庆’‘大成’‘裕庆’‘余庆’‘保和’六大部，几无人过问，或至散去。”（吴太初《燕兰小谱》）自此，“凡王公贵族，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魏三者，无以为人。”（昭梃《啸亭杂录》卷八）“近日京师梨园以川旦为优人，几不知有姑苏矣！如在京者，万县彭庆莲，成都钪ス稹⒋镏菅钣穸、叙州张莲官、邛州曹文达、巴县马九儿、绵州于三元、王升官，而最著为金堂魏长生，其徒陈银官次之，几于名振京师。”（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一）当时双庆部压倒京腔各班，荟萃于北京的秦、楚、滇、粤、晋、黔、燕、赵各地演员，纷纷向魏长生及其徒陈银官观摩学习，一时以魏长生为代表的蜀伶所演的秦腔，风靡京华。在京城有一位京腔名旦白二，演潘金莲葡萄架，“甚是娇媚”，红极一时，“自魏三《滚楼》一出，此剧停演”。吴太初《燕兰小谱》卷三曾有诗惋惜白二遇到克星：“宜笑宜嗔百媚含，昵人娇语自喃喃。风流占断葡萄架，可奈楼头有魏三。”由此可见魏长生京城献艺影响之大。
魏长生演花旦戏，内容生动，做工细腻，唱词通俗易懂，腔调清新动听，伴以胡琴、月琴演奏，繁音促节，声情并茂。他以男旦工旦行，又勇于创新，美化旦角化妆，改包头为梳水头、贴片子，创造踩高跷技艺，旦角均戴网子、梳水头，“与妇人无异。”今旦角化妆仍沿袭此法。踩高跷即脚下装三寸金莲，以展现婀娜多姿的女性身段。其现已废除，唯川旦琼莲芳废跷不废功，将踩跷技艺化用于旦角舞蹈之中，更添美感。
魏长生一生苦心从艺，能戏甚多，善演喜剧，也能演悲剧。《铁莲花》《背娃入府》《香联串》《缝褡膊》《销金帐》《卖胭脂》《铁弓缘》《烤火》《闯山》《别妻》等剧，皆其所长。作为“花部”（地方戏剧）的代表人物，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融川剧、秦腔、京腔于一炉，“演戏能随事皆出新意，不专用旧本”，创造人物“声容真切，感人欲涕”（赵翼《檐曝杂记》卷二《梨园艺色》）。他因之被誉为“野狐教主”。
魏长生入京成名后颇为富裕，“豪侠好施”，“一振昔年萎靡之气，乡人之旅困者多德之。”（吴太初《燕兰小谱》卷五）礼亲王《啸亭杂录・卷八》称：“长生虽优伶，颇有侠气，庚子南城火灾，西南有剑气冲击，长生因建文昌祠以厌胜。”又“纳兰太傅孙成安者……后遇事遣戍归，贫无以立，长生常赠恤之。”再有，焦循《里堂诗集・哀魏三》诗序云：“有选蜀守者，无行李资。魏晚至，赠以千金。守感极，问所欲。魏曰：“愿在吾乡里作一好官。”“魏性豪，有钱每以济贫士，士或赖之成名。”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卷三亦记：“魏长生，至今天下皆称魏三官。豪侠好施，其居珠市口。传有蜀某孝廉，以贫偶愁，坐其门阑，魏询知，因留于家，且为求贵人，得县令以去。”以上种种，可见魏长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精神感人。
就在这个时期，李调元与魏长生在京城相识相知，李虽比魏大11岁，却都是性格豪放，志行高洁，酷爱戏曲，又是绵州同乡，因而情投意合，一见如故，常在梨园、寓所、四川会馆相聚，切磋技艺，畅叙乡情，很快成为知己好友。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魏长生的双庆部在北京被诬以“淫冶妖邪”“奉旨入班”――与李调元被诬下狱几乎同时――禁止演唱，魏长生一度被迫入昆戈班演出。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魏长生由京城来到南方戏曲中心扬州。这里经济繁荣，戏曲鼎盛，“花部”勃兴――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异彩纷呈。魏长生搭当地大盐商江鹤亭的春台班演出。由于他盛名远扬，演戏能别开生面，到扬州又红极一时。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四川魏三儿，号长生，年四十，来郡城投江鹤亭，演戏一出，（春台班）赠以千金。尝泛舟湖上，一时闻风，妓舸尽出，画桨相击，溪水乱香。长生举止自若，意态苍凉。”李调元的好友、“性灵派”诗人、史学家赵翼和魏长生曾在江鹤亭家中相见，特找他在《瓯北集》中歌颂过的“四方名旦”之一的安庆人郝天秀与魏长生交流技艺，嗣后“采长生之秦腔”、“得魏三儿之神”转相效法，染及乡隅。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魏长生又到苏州搭班演出，当地昆班子弟争相观摩学习，奉以为师。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魏长生在扬州、苏州等地演出五年后回到成都，仍住东较场附近天涯石街，同各部伶人（唱各种声腔的艺人）毗邻而居，切磋技艺。与魏长生同时的成都举人杨燮在《锦江竹枝词》中记，“魏三在省城唱戏时，众不以为异，及至京都，则名声大噪矣。”还说他“有别宅，在成都东较场口，台榭颇佳。”并赋诗曰：“无数伶人东角住，顺城房屋长丁男。五童神庙天涯石，一路芳邻近魏三。”回到成都后，魏长生曾在成都及附近郊县进行演出，对川剧发展贡献巨大。这期间他在成都向于北京结识的同乡好友李调元写信问候。李调元曾在金堂衙署的筵席上乘着酒兴，吟成了两首五律《得魏婉卿书》：
魏王船山客，久别自燕京。
忽得锦官信，来从绣水城。
讴推王豹善，曲著野狐名。
声价当年贵，千金字不轻。
傅粉何平叔，施朱张六郎。
一生花底活，三日坐中香。
假髫云霞腻，缠头金玉相。
《燕兰》谁作谱？名独殿群芳。
“魏王船”用曹公载妓船的典故，借以契合魏长生的姓氏、职业。“久别自燕京”追忆当年在京师的交往深情。“绣水城”指金堂，因县境有绣水河自新都流入。“王豹”句用“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的典故，既与“野狐”巧对成趣，亦寓有魏长生回川必将推动四川戏曲发展之意。何平叔即曹魏时的美男子何宴，张六郎指“貌似莲花”的武则天女皇的男宠张昌宗。《燕兰》指清人吴太初《燕兰小谱》，一部重要的清代梨园史料书，书中将魏长生列为群芳之冠。这两首诗多处活用典故，极写诗人对老友故交魏长生的仰慕和友情，令人感动。
从扬州回到四川以后，魏长生乐善好施、造福桑梓的事迹甚多。其一，他在金堂城厢南门外二里川乡河上修建大石桥，方便交通。今桥上还刻有“魏朝贵修桥一座”的大字。其二，他带头集资在成都华兴正街修建梨园公所――老郎R，使四川伶人有演出场所。老郎庙遗址即今天悦来茶园、锦江剧场，人称川剧戏窝子，常有川剧演出，戏迷众多。
嘉庆五年（1800年）春，魏长生“复入京师理旧业”，加入徽班高朗亭（月官）“三庆部”演唱，时年五十五，“发髯髯有须矣，日携其十余岁孙登歌楼，众人瞩目。”魏长生年逾半百，“声宏如旧，风韵弥佳”，“登场一出，声价十倍。”（《梦华琐簿》）
嘉庆七年（1802年）迎春日（农历三月初三），魏长生演《背娃入府》，下场即气绝，享年五十七岁。他成名时颇为富裕，由于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花钱很多，逝世时“却贫无以殓，受其惠者为董其丧，始得归柩于里。”（昭梃《啸亭杂录》）他最终归葬于金堂绣川河大石桥畔。
魏长生博采众长，勇于创新，是文武兼长的全能旦演员。小铁笛道人曾在京多次观看魏长生演出《香莲串》等戏。他在《日下看花记》中赞扬魏长生“声容如旧，风韵弥佳，演武技气力十倍。”并题诗二首云：
英雄儿女一身兼，老去登场志苦严。
绕指柔合刚百炼，打熊手是玉纤纤。
海外咸知有魏三，清游名播大江南。
幽魂远赴绵州道，知己何人为脱骖。
对魏长生文武兼工声情并茂的艺术特点和声名远播知己众多的艺术成就，作了精炼的概括和高度的评价。清代著名戏剧理论家焦循还写了《哀魏三》古诗和序，对魏长生这位德艺双馨的蜀伶泰斗表示深切的悼念，诗云：
花开人共看，花落人共惜。
未有花开不花落，落花莫要成狼藉。
可怜如舜颜，瞬间霜生鬓。
可怜火烈光，瞬间成灰烬。
长安市上少年多，自夸十五能娇歌。
娇歌一曲令人醉，纵有金钱不轻至。
金钱有尽时，休使囊无资。
红颜有志时，休令颜色衰。
君不见，魏三儿，
当年照耀长安道，此日风吹墓头草。
魏长生创立的魏派在乾隆之际北京梨园中影响极大。魏派传人中四川籍伶人占了绝大比重，魏派又被称为“川派”。魏派第一传人是成都陈银官。吴太初《燕兰小谱》卷二称：“陈银官……魏长生之徒，明艳韶美，短小精致，十七岁入都”，“庚辛间（乾隆四十五年、四十六年间）与长生在双庆部，观者如饱饮醇鲜，得青子含梅，颇绕回味。一时有出蓝之誉。”在京的齐、楚、滇、粤、晋、黔、燕、赵等地演员，纷纷向魏长生、陈银官师徒观摩学习，后者位列魏派第一传人，名至实归。魏派第二传人为魏长生晚年收的得意门徒刘朗玉，北京大兴人。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称刘朗玉表演“淡处生妍，静中流媚”，二十一岁刻苦自学，“循苦书生，静寡心灵，著有《红药新吟》”。小铁笛道人吟诗赞云：“西蜀佳丽数陈郎，后秀黄村复擅场。一卷新吟红芍药，短檠了了照回肠。”魏派第三传人是绵州人于三元，他得魏长生真传，“神情逼肖”，有“野心偏艳目，村酒醉人多”之誉。他演老师的代表作《背娃入府》，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吴太初《燕兰小谱》有诗赞云：“传神一剧《背娃娃》，村妇频频笑语哗。薄酒中人粗布暖，锦帷春色属谁家？”其他魏派传人还有陈金官、王升官、杨四儿、杨五儿、张兰官、曹桂官、马九儿等，都对川派戏曲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魏长生在北京和扬州献艺，对我国戏曲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乾隆时代正是我国戏曲“花”“雅”两部争胜的时代，统治阶级所宠爱“雅”部的昆腔及宫廷化的京腔垄断剧坛，百姓喜欢的“花”部（各地方戏曲）处于受压地位。魏长生把新出的“琴腔”与四川流行的其他声腔，以及其富有生活气息新鲜活泼的表演艺术带到北京，使京师剧坛面貌一新，为我国戏曲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意义重大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