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贡茶》一书的纠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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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由巩志先生主编、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贡茶》（以下简称《贡茶》）一书。这是一本学术性、史料性很强的茶史专著。编著者搜集了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曾经作贡过的名茶，资料丰富，阐述详细，尤其对福建贡茶的记述更为翔实。该书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但是，瑕不掩瑜，其中“历史贡茶”一节中存在着严重谬误或者说“硬伤”。如不予以纠正，将导致以讹传讹，谬种流传的后果。笔者对缪误之处分述如下，并加以剖析和纠正。

一、 断章取义摘引《新唐书•地理志》，误把建置州的年代当成土贡（茶）的年代，从而将长兴紫笋茶的土贡时间“提前”了149年。

二、

搞学术研究的都知道，在摘录原著引文时，必须严谨，切不可各取所需。然而，《贡茶》一书的编著者，在这个问题上未能严守。

现将《贡茶》一书第7页上的一段引文，抄录如下：

“民贡：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620）、即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随后有蕲春郡（今湖北蕲春）、义阳郡（今河南信阳）、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及吴兴郡（今浙江湖州），于武德四年（621）贡茶。除吴兴郡进贡紫笋茶外，另三郡的贡茶均为蒸青团茶、饼茶。”

先不说这一段“引文”逻辑概念混乱，还夹杂着编者的废话，更加严重的是糟蹋了《新唐书•地理志》的原话。

笔者没有去核实庐江郡、蕲春郡等建置州的确切年代，但对湖州吴兴郡则不敢轻信，找了原著核对，照录如下：

《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称《唐志》）：“湖州吴兴郡，上。武德四年以吴郡之乌程县置。土贡：御服、乌眼绫、紫笋茶、金沙泉……（14种土产）。户七万三千三百六，口四十七万七千六百九十八。县五：乌程，武康，长城（今长兴），安吉，德清。”

《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对一个州的记述，全书的体例是统一的。分为四段：第一段讲州的建置沿革和等级。如湖州吴兴郡（在唐朝初称湖州，天宝元年改为吴兴郡，至乾元又改称湖州）；上，指等级。武德四年以吴郡之乌程县置。说唐武德四年（621）将州治设在原属吴郡（苏州）的乌程县（今湖州市）。第二段讲土贡：御服、乌眼绫、折皂布、糯米、紫笋茶、金沙泉等14种土产。第三段讲户口。第四段县五（湖州所属五县概况）。

从上述引文可见，武德四年，仅指唐朝初，建置湖州吴兴郡的年代，与土贡无关，更不可能涵盖到每种土贡产品的始贡年份。

为了厘清唐初湖州置于武德四年（621）。笔者查阅了《资治通鉴》和颜真卿的《石柱记》。据《资治通鉴》称：武德四年十一月，唐将李孝恭打败并俘虏了控制湖州、德清的反唐将领李子通，于是年置湖州。《石柱记》载：“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湖州。”同时，据《唐志》载长兴县的沿革载称：“大业末，沈法兴置长州。武德四年（621）更置绥州县名之，因古绥安县之名，又更名雉州，并置原乡县（今属安吉），七年州废，省原乡，以长城（今长兴）来属。”

从上述史料证明：武德四年长兴置绥州（后更名雉州）；雉州与湖州并列。若长兴紫笋茶“作贡”，则在《唐志》里只会记雉州土贡紫笋茶，而绝不会出现湖州土贡紫笋茶的记载。所以，以上史料证实：武德四年只能是置湖州的记载，与土贡之说毫无关系。笔者怀疑庐江、蕲阳等州郡所谓在“武德三年贡”，可能也是指置州郡的时间。

为了正确解读《唐志》对湖州吴兴郡置州与土贡的关系，笔者致函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葛教授在复函中指出：“《新唐书•地理志》有其特定体例，在每一政区下，先述沿革。然后再记土贡。此后所记户口数，一般以开元二十八年为断。所以在湖州吴兴郡下所记‘武德四年以吴郡之乌程县置’，是指改县为州的年代，与下面的土贡毫无关系。而土贡是指整个唐朝的情况，可能指唐初，也完全可能指中唐甚至唐末。无论作何解释，都不可能确定武德四年就以紫笋茶为当地贡品……”

葛教授这段准确而完整，并留有余地的解读，一针见血地指出，《贡茶》一书，所谓“吴兴郡于武德四年（621）贡紫笋茶”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

长兴顾渚山的紫笋茶、金沙泉究竟在唐朝何年土贡？

据郑无庆《石柱记笺释》引谈钥《吴兴志》：“按唐之岁贡，如乌眼绫、绸、布、F，唐初所贡量不详。《统记》载，龙朔三年（663）贡布三十端，可见其不多矣。供御服、折皂布与木瓜、杭子、茶、蜜，大历元年至六年（766-771）始进。唯是以两税钱和市供，故不至病民。……紫笋茶大历五年（770）始贡于顾渚，置贡茶院，院侧有碧泉涌沙，灿如金星；则金沙泉亦大历后所进也。唐自高祖太宗，以仁慈保养天下，物贡于常，未尝妄取。下迨肃宗，不闻更易，大历贞元之间，荐经兵革，贵官用事，口腹之奉，责贡于远，不惮烦费，累增不己，亦足见唐室盛衰之故矣(2)。”

上述引文，详细而确切，不但将紫笋茶、金沙泉作贡的年代表述清楚，而且将其他贡品，如乌眼绫、布、木瓜、杭子、蜜等作贡年代和数量也很具体。同时，交代了为何唐初作贡很少，而到了大历后才多起来的原因。唐初高祖和太宗，为了百姓休养生息，土贡严守历朝常例，不妄取民间一物。到了肃宗李亨，还未有大的变动，但到了代宗德宗（大历、贞元），“责贡于远，累增不己”。长兴的紫笋茶正是从大历初作贡，贡额从初始500串，增至18400斤。

郑元庆还引用唐《膳夫经》中的一段话：“茶古，不闻食之，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3)”这段话精彩地演绎了茶的起源和唐代贡茶从无到盛的历程。引文再次否定了《贡茶》一书所谓“唐武德四年始贡紫笋茶”的说法。

二、土贡就是官贡，不是“民贡”，所谓“民贡”是不存在的

在《贡茶》一书“历代贡茶”一节中：“唐代贡茶分为民贡和官焙”的提法缺乏依据。

“民贡：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庐江郡……吴兴郡……”这“民贡”是编著者强加在《唐志》头上的。

《新唐书•地理志》：湖州吴兴郡下，赫然写着“土贡”二字。唐斐汶《茶述》：“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在茶史、地方志、《辞海》上，也只有土贡而未见“民贡”的说法。

1999年新版《辞海》对土贡一目的解释：“土贡，中国历史上臣属向君主进献的土产、珍宝和财物，是赋税的原始形式。相传始于夏禹。自秦汉至明末废。……清陆续取消各地进贡，但臣属报效如故。”

“臣属向君主进献的土产”这句话可以说是对“土贡”一词的全部铨释。臣属与君主，无疑是“君臣关系”，也就是地方各级官吏（到县官为止），向皇帝进献土产，这不是官贡吗？怎么能理解为“民贡”呢！

以长兴土贡紫笋茶为例。唐代宗李豫永泰元年（765）到大历三年（768），御史大夫李栖筠遭到宰相元载的排斥，被出为常州刺史。其间李栖筠邀陆羽到义兴（今宜兴）君山考察茶叶，时“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李栖筠从之，始进万两(4)。”“僧有献佳茗者，”指邻县（长兴）顾渚山一和尚，带上这里产的最好茶叶（时尚无紫笋之名），陆羽认为此茶香气馥郁，茶汁甘浓，超过了所有的茶，可以贡给皇上。栖筠同意，遂与阳羡茶同贡。这就是顾渚山紫笋茶始贡的记载。无疑，此举是在刺史李栖筠主持下的贡茶，当然是土贡（即官贡）。

代宗大历五年（770），紫笋茶单独作贡。据嘉泰《吴兴志》引自《旧编》云：“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客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这段叙述是记紫笋茶单独土贡经过。“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是指贡茶院已建立，将茶芽集中在顾渚山加工，而土贡任务是由湖州刺史主持，浙西观察使总负责。所以湖州刺史袁高、于由页、杜牧在西顾山刻石题名时：“臣湖州刺史袁高，奉诏修贡……”（石刻今存）；杜牧在《茶山诗》曰：“剖符虽俗吏，修贡也仙才。”“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前文提到的湖州刺吏斐汶，在顾渚山也留下题名石刻，时间是在“元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带了河东老乡薛迅、裴宝方同游。

上述这些珍贵的茶文化积淀，证明长兴顾渚紫笋茶始贡于大历初年，而不是《贡茶》一书所说的“武德四年”。时间前后相差一个半世纪！贡茶的形式是土贡，而不是《贡茶》一书编著所说的“民贡”。

三、官焙与土贡之间有何区别？

笔者认为，官焙是在州、县官吏的主持下，只完成贡茶的加工制作环节，而不包括递送等贡茶的全过程。类似于顾渚山的贡茶院，所以贡茶院亦称贡焙院。官焙不等于土贡，欧阳修的《唐志》和斐汶的《茶述》只记土贡而不记官焙，就是证明。

北宋宋子安撰《东溪试茶录》载：“《旧记》建安郡（今建瓯市）官焙三十有八，自南唐率六县民采造，大为民间所苦。又丁氏《旧录》云：官私之焙，千三百三十有六，而独记官焙三十二(5)。”

这是建安州贡茶实录。引文多次提到“官焙”，时有官焙三十八所，纳六县茶民所采之茶，集中到“官焙”处加工。而且这一制度自南唐归宋以来一直这样做的。

上述记载还提到“官私之焙”，除了官焙还有私焙；所谓私焙，亦即在农民家里加工贡茶，时“官私之焙”数量多达1336所。

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官焙（包括私焙），仅指贡茶的加工而己，还不包括递送。而土贡，则包括贡茶的采摘、加工、递交在内的全过程。

贡茶的递送，是土贡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交通不发达，官员文书的传递和皇帝急需物资的传送，主要靠官办的驿传（站）。汉唐时，每30里置驿一所，设驿夫，备车马船，并有当役的驿夫负责递送。据《唐诗》和史料记载，唐代宗时，皇帝在每年清明这天，指定要长兴顾渚产的紫笋茶、金沙泉，用来祭祀和宴请王公大臣，这茶被称为“急程茶”。故杜牧在《茶山诗》写道：“拜章期沃日，轻骑疾奔雷。”杜牧的幕僚李郢《茶山贡焙歌》：“驿骑鞭声?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前者说，到了清明前十天，修贡刺史向皇帝写好报章文书，随同规定贡额的紫笋茶、金沙泉交由驿骑飞马直送长安。后者写得更具体，驿夫的妻子半夜时叫醒丈夫，去递送贡茶。因为顾渚到长安有四千里之遥，规定在十天时间里必须送到。可见，这土贡的任务是何等的艰巨！只有皇帝的“属下”――州府官吏，利用公权力才能完成。把它说成是“民贡”，不知根据何在？

本文在副标题里提到与主编和该书出版社的责编商榷。笔者认为《中国贡茶》是中国茶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为国内外茶人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因此负有的学术责任很重。像这样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书稿结集完成后，理应由主编或编委会邀请专家学者，对书稿进行一次评审，将学术上的“硬伤”，解决在出书之前。而负责该书出版的责任编辑，也要参加评审，听取专家的意见，对书中引用的资料进行核对；对一些在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专用名词，像“土贡”之类，自己吃不透，也应查查工具书。然而，《贡茶》一书的主编和出版社的责编，都没有去做。

为此笔者建议，《贡茶》一书的编著者和摄影出版社要进一次“亡羊补牢”式的善后工作，邀请茶文化研究界的专家，召开一次“《贡茶》书评会”，以弥补该书初稿评审会的缺失和不足。将书中存在的问题集中起来，由“原班人马”负责修改后重版，将《中国贡茶》打造成精品。

注释：

（1）清郑元庆《石柱记笺释》卷一，第3页。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1937版。

（2）同上，卷一，第4页。

（3）同上，卷二，第18页。

（4）傅树勤《茶神陆羽》陆羽年表。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九《唐义兴重修茶舍记 》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

（5）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中国古代茶叶全书》第71-72页。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