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骑自行车,我敢于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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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文达在《溥仪游故宫追记》中写道，晚年游故宫时“他在经过没有门槛的宫门时，他一边指给别人看，一边笑着说：‘这是我的成绩，为了骑自行车，我敢于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

西方有一句谚语：“不要发明自行车”。大概是说在科学技术方面，对于别人已经发明出来，并且已经搞得很完善的东西，学过来用就行了，不必白费心思从头干起，再“发明”一次。然而悖论的是，至少在自行车的技术史上，“不要发明自行车”并不适用。在专利制度完善之前，欧美各国都存在重复发明的问题，而中国也被认为有关于自行车技术的记载，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不过它们可能都只是停留在纸张文献上了，现在能找到的中国自行车起源还是伴随着封闭的清王朝被迫打开面向西方的大门。

有记载的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自行车发生在1866年，清朝政府第一次派官员出国访问，当年5月7日一早，内务府63岁的斌椿在巴黎见到“街衢游人，有只用两轮，贯一短轴，人坐轴上，足踏机关，轮自转以当车。又有只轮贯轴，两足跨轴端，踏动机关，驰行疾于奔马。”

还有中国最早派出去的留学生。1872年8月11日，30名身穿长袍马褂的中国男孩从上海乘船，赴美留学，这些还未被“四书五经”禁锢住的男孩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很快就适应了周围学习和生活环境，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自行车。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矿冶工程师的吴仰曾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同学1939年在牛津大学出版自传时曾回忆起吴仰曾，“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式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当自行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学校第一个买它的就是（吴仰）曾。我现在仿佛还可以看到，他骑着这奇怪的家伙在艰难的山路上走。”

“自行车”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大众媒体上是1868年11月24日，当天的《上海新报》报道“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这也是自行车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

19世纪60年代，自行车是由西方人带进中国的，当时的骑行者主要都是侨居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自行车也的确非常适合传教士们到处走走停停。一幅名为《上海四马路洋场盛景图》的木刻版画里，描绘了上海租界的10种新奇图景，其中一组图景就是两个西方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并未像马车、人力车那样迅速找到它的中国主人，与中国精英群体的心理密切相关。1942年第2期《万象》上一篇署名怀朗的文章指出：“因为国人习性和习俗，不役人的就役于人，很少肯使用自己的力气，为自己服役，所以只有坐车和抬轿拉车，除了使用自己天然的两腿走路以外，自己坐车自己使力会被人笑话的，因之自行车虽传到了我国多年，还是未被扩大的利用。”

19、20世纪之交，庚子事变后，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共同作用下，民族心理防线在震荡中解体，崇洋心理渐次取代了“天朝上国”的概念，自行车进入常人的生活。1898年4月1日《申报》发表头版社论《脚踏车将来必将盛行说》，指出自行车不仅“娱畅心神”，并且寓有深意的文明。自行车在那时中国人心里是“文明”“先进”“现代”的象征符号。连中国民族资本创建的第一间近代机器面粉厂为了体现自己产品与现代的关联，都将面粉的品牌从老车牌改为自行车牌。当时自行车还是士绅巨贾、纨绔阔少等社会上层的稀罕之物，能否学会自行车，甚至是一种向往文明、代表文明的姿态。

对现代人依然有所印象的那个时候的自行车故事，恐怕来自导演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里面有一段讲的是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送给溥仪一辆自行车，并教他骑车，在电影里，自行车成为西方文明的某种象征。

事实上庄士敦有没有送车，历史上的相关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溥仪喜欢骑自行车倒是真的。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溥仪提到：“为了骑车方便，我们祖先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溥仪对此颇为骄傲，作家李文达在《溥仪游故宫追记》中写道，晚年游故宫时，“他在经过没有门槛的宫门时，他一边指给别人看，一边笑着说：‘这是我的成绩，为了骑自行车，我敢于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各大城市的交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上海曾对通过外白渡桥的交通工具进行过统计，1889年统计中有的马车、轿子和马在1926年统计时彻底消失了，而多出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而在上班日的12小时内，通过外白渡桥的自行车有3459辆。

自行车不再是富人的玩具，他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上海邮政局1911年从英国进口了100辆自行车用于投递信件，之后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为执行公务、提高办事效率都为职员配备了自行车；而洋行的职员、大学堂的老师和学生、报社的记者们也从市场买来自行车。

作家萧乾1934年写过一篇散文《脚踏车哲学》，描绘出当时北平街头的社会分层以及自行车阶层的众生相。“速度和身份使我的友谊既不能去高攀，也无从下就，恰好是和我一样拥有脚踏车的人。结交不必由哪方采取主动，我们在感着同样的不便，也沾着同样的光。一辆英国‘三枪’拐倒了一辆人力车，那时德国‘汉堡儿’的同样有理由笑――而且胜利地笑。但对面冲来凶猛的汽车时，则大家同样惊慌。”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脚步加快，经济方面倾销、吞噬日趋加紧，日本产自行车出口中国在1936年达到峰值，当时几乎所有进口车都是日本车，“国人因其便宜，争相购买”，其质量也很低劣，中国人称为“礼拜车”。战争的持续，让能源尤为紧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公共交通几乎瘫痪，从1942年1月10日起，公共汽车完全停业，私人汽车、摩托车也受到严格限制，自行车幸运地成为上海最时髦的交通工具，骑行者的阶层也变得难以区分。《申报》在1942年4月26日直接喊出：“自由车万岁！”

中国被称作“自行车王国”是外国媒体先喊出来的，那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刚刚开放的中国满大街的清脆铃铛震撼到了西方记者。对普通中国家庭而言，包括自行车在内的“三转一响”更是很长一段时间重要的个人追求和梦想，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自行车的保有量为5亿辆左右，而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在第10章“消费与价格政策”的第47条，首次公开表示“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