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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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民族地区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新型城镇化是当前民族地区研究的热点，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物质保证。以我国八个民族地区省份为研究对象，在阐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耦合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复合指标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耦合体系，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耦合
我国地域广阔，各区域间城镇化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尤其是内陆民族地区，无论是城镇化质量，还是数量都远低于东部地区。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要注重民族特色，在土地使用等方面给予差别化支持。研究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研究的民族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五个民族自治区和青海、云南、贵州三个多民族省份。从“十一五”起，这八个民族省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35%以上、农业产值降到15%以下，这标志着八个民族省区已逐步过渡到工业化中期阶段[1]，协调城市与农村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城市反哺农村应成为民族地区未来发展的普通性趋同政策。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土地集约利用[2]，因此，新型城镇化应秉承土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本着集约、节约用地原则，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圈地式”城镇化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对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研究，其研究内容更为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或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状况，对农业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研究较少，对于民族地区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研究则更少，至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耦合关系研究还未见报道。然而，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密切相关，定量揭示二者耦合关系，能更深入和有针对性地提出协调二者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耦合机理
耦合源自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由于相互作用而彼此联系的物理现象，由于自然界物体间普遍具有耦合关联属性，对于耦合的研究已渗透到经济和社会诸多学科中。耦合常用耦合协调度予以表示。本文所指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的耦合关系就是要揭示二者内部关联关系，通过选取合理指标，分析、判断二者关系是一种正向的推动力还是反向的互斥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是改“化地”为“化人”，因此，增加城镇人口，促进人口自愿合理聚集城镇是建设新型城镇化基本路径。为达到“化人”目的，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就需要通过产业调整与升级，推动一大批特色产业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向园区和各级中心城镇聚集。而所谓产业调整与升级，必须通过现代科技来引领，以现代技术为依托，最终完成新型城镇化经济的可持续绿色发展。因此，新型城镇化就是要透过科技引领和经济发展，实现人口和产业共聚集。单卓然等（2013）在深刻剖析新型城镇化三大内涵的基础上，提出集约城镇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其关键在于通过集约和高效解决城乡土地集约使用和城乡各类设施高效利用的问题[3]。因此，集约化的农业土地资源是新型城镇化的物质保障和建设依托，只有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才能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和可供持续开发的土地资源。当前，对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颇多，大致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4]。胡卫星（2014）基于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进一步将城市建设用地评价指标分为土地投入与土地产出、土地利用状况与土地利用结构四类。而当前被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仍然是指通过对土地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劳动和技术，并采取现代农业管理方法，获取更高收益的行为，即表现为一种投入与产出关系。基于农业土地集约利用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并考虑新型城镇化绿色利用土地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本文建立包括土地投入水平、土地产出效益和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持续状况等四大指标的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指标。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耦合机理图，如图1所示。
二、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间的相互耦合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渐进和长期的过程，此过程中，纵向的时空特征和横向的差异性相互交织。为定量揭示二者的耦合关系，并进行更好地测度，遵循科学性、整体性、动态性和可量化原则，参考已有研究成果[5]，同时为避免单一指标的偏向性，构建了基于复合指标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耦合体系，如表1。由此可见，该耦合体系包括目标层、因素层、指标层三个层次，每个因素层均选取了1个核心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下面将实证研究和观测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度（被解释变量）。
（二）研究方法鉴于所选指标的正负属性、量纲不一致以及量级差异，首先采用极差标准法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见式（1）。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后，为获取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耦合关系，还须对二者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基于以往理论，综合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即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其中，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主要借助专家过往经验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而基于多元数据处理的因子分析法，更为客观，因此，本文选用因子分析法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耦合关系，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要首先进行KMO检验和Barlett检验。其中：α和β为待定系数，对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同等重要，故取值为α=β=0.5，k为调节系数，k=2。然而，耦合度N仅仅描述了两个系统间联系的紧密，并无法解释二者耦合发展的水平，因此，本文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CP来反映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度，见式（4），0≤CP≤1，并且CP越大，表示所研究的两个系统间耦合发展越佳，反之则越逊，具体的分类见表2所示。
三、实证研究及分析
（一）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水平分析基于上述八省、自治区2004年至2013年的统计数据，首先，运用极差标准法式（1）对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lett检验；最后，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水平。KMO检验和Barlett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八个省、自治区的KMO检验值均大于0.65，Bartlett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小于0.05，其中，内蒙古、云南两个省区的KMO值达到了0.8。这表明本文选取的8个指标适合作因子分析。八个民族省区2004年至2013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水平见表3所示。表3说明，对八个民族省区而言，从2004年至2013年十年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水平总体均呈现出了不断增长的态势，尤其是2010年之后增长最为迅速，这表明最近几年在国家城乡统筹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战略支撑下，民族地区城镇化步伐逐步加快，特别是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思路，使得2013年数据比2012年均有大幅度提升。此外，各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集约利用之间未表现出明显的主导关系，二者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了交替重合增长的趋势。
（二）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基于上面得到的八个民族省区2004年至2013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水平数据，根据公式（2）至（4），计算得到八个民族省区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如表4所示。表4表明，八个民族省区耦合度呈现出了振荡变化的趋势，并且大约在2008年或2009年左右出现耦合度最小值；而它们的耦合协调度大都呈现出了U型变化趋势，并且U型的低点也大约出现在2008年或2009年左右，之后，各省区大都经历了濒临失调、初级协调，最终达到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的发展过程。
四、结论
（1）民族地区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趋势总体良好。基于对近十年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综合发展水平的定量分析，发现民族地区近十年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态势良好，数据由负转正，且后劲较足。（2）民族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日趋强烈。基于近十年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虽然个别年份两系统处于中度失调，除此外，大多在初级协调以上，且所有省区最终均发展为了优质协调，说明两系统间相互作用明显。但需看到，大多数省区的耦合协调度高于耦合度，说明两系统耦合状态还有发展空间。（3）提升管理水平，推动两系统协调发展。2008年以来，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获得了大幅度增长，这与政府注重新型城镇化建设，又强调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密不可分。西方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长期来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是正相关的，因此，采取长期策略，而不是权宜之计，以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基础上的土地综合利用、集约开发规划是十分重要旳。
参考文献：
[1]黄群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J].经济与管理，2013，(7）：5-11.
[2]王春敏.土地集约利用：新型城镇化的关键[J].中国房地产，2013，(3）：11.
[3]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3，(2）：16-22.
[4]王梅，曲福田.昆山开发区企业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构建与运用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4，(6）：22-27.
[5]张勇民，梁世夫，郭超然.民族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4，(10）：87-94.
作者：高新才 张冀民 单位：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 兰州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