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存量分析及生成积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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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对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目前在城市打拼的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原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价值观念等文化资本的缺乏，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还影响他们的文化素养、职业能力和社会地位。本文通过分析浙江嘉兴市郊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存量，提出助推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生成与积累的策略。
关键词：农民工；文化资本；积累；策略
作者简介：陈甫英（1962-），女，浙江海盐人，浙江嘉兴广播电视大学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研究；沈裔（1988-），男，嘉兴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2012年课题“农民工随迁子女职业生涯教育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嘉兴市为例”（编号：12JCJY05YB），主持人：黄东有；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课题“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中文化资本生成与积累研究”（编号：14―高42），主持人：陈甫英。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06-0065-05
一、文化资本及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
早于1989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个社会学概念。他把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具体化形态，即人通过学校教育和家庭环境获得并成为身体和精神一部分的知识、技能、趣味和教养等文化产物；二是客观化形态，指书籍、绘画、古董、道具、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三是体制化形态，是指将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以某种形式予正式认定，通过授予资格认定书和合格文凭等方式将其制度化，即通过教育获得的学历资本。通过研究，布迪厄又将文化资本含义深化为社会各阶层及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文化背景和气质的综合，是经济资本得以提升的重要前提，在一定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是所有资本的决定性力量。由此，本文认为，文化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必要补充，是一种与社会各机制共谋，并借助这些社会机制（如教育场域的运作）来合法化自身的资本形式。社会各阶层文化资本占有情况直接影响其社会地位。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个特殊群体，“十一五”起嘉兴市涌入的农民工人数基本在市户籍人口一半左右。据《嘉兴年鉴》数据，2011年嘉兴市户籍总人口343.05万人，持证新居民为203.6万人，占市户籍人口一半以上，2013年市户籍总人口345.93万人，新居民减少了25万，仍占一半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但由于原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价值观念等文化资本的缺乏，影响其融入城市，据笔者做的“农民工学习需求”调查，大致表现为：
一是文化素质偏低。文化素质指人通过学习文化知识、积累文化知识所体现出的运用文化知识的水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原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人际交往、价值观念等文化资本的缺乏，文化素质尚属偏低，因此，在城市中，农民工参与打架斗殴、偷盗、交通违法等较为多见。
二是职业竞争力不强。众所周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文化资本起点低，只能通过一定的再教育进行文化资本积累。调查显示，2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未参加过职业培训，同时又缺乏知识积累、文化资本增值的意识，严重制约了其职业竞争力的提升，找不到一份称心的工作，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
三是社会地位低下。调查显示，87.5%的农民工工余时间和老乡聚在一起，打牌、聊天等，57%的农民工认为生活非常单调，生活“场域”的相对狭窄和文化资本的缺乏影响其社会资本的积累，也影响了他们融入城市主体社会，因此，其社会地位普遍低于本地市民。
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存量分析
资本大体可分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三种类型，资本的拥有与建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在新环境中的生活、工作和融合有着重要影响。文化资本具有影响与存在的持久性，一经形成，就具备了区别其他资本的增长能力和自我繁殖，对社会或个人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文化资本是一种稀缺资源，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三种形式对应于通常说的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程度，是他们与生俱来既盼又得不到满足的。
（一）文化能力
文化能力包括语言能力、社交能力、欣赏能力、价值观等，是具体形式的文化资本，也是其他两种形式文化资本的基础。文化能力积累主要依赖教育，布迪厄认为家庭是重要的文化积累场域，但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家庭教育形式和内容，难以提升其文化能力，因此，对他们来说文化能力的提升主要靠学校教育，但城乡文化教育严重的剪刀差导致了城乡间文化能力发展的不均衡，和城市居民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积累的起点一直处于劣势。据悉目前有所改善，如浙江一些县、市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收编民工子弟学校，让民工子女享受同城待遇，由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能力有望提高，文化资本存量有望增加。
（二）文化产品
文化消费既构成塑造认同的“原材料”，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文化产品是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小时候，因为贫穷一般的生活用品都无法满足，课外书、玩具、音像产品不知道也没看到过，有的甚至被迫辍学。进城后，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在城市消费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刻意增加文化产品消费，如唱卡拉OK、看电影及报刊书籍、上网等，还购买较时尚的音像产品、智能手机、电脑等，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消费有较大改观，调查显示94%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促进了他们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和融合。
（三）文化程度
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有所提高，如下是对浙江嘉兴市郊打工的20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的数据：
上表显示，200名被调查者中初中、高中（职高）毕业的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38%、35%，大专毕业占15%，其中全日制大专生只占7%。平均受教育年限11.31年，普遍高于他们的父辈，但低于我国城镇平均受教育年限12年，与发达国家相差更远，日本1975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就达11.7年，美国1985年就有86.6%的农民受教育12年以上。
由于城乡教育差异造成的教育不公平等原因致使农民工文化资本匮乏，相继出现累积效应，找不到好工作，影响子女文化资本积淀，导致农民工二代，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同样匮乏。被调查者李某反映，来嘉兴3年没看过电影，工余时间和老乡打牌、聊天，文化生活相当单调。被调查者谢某在学习需求一栏明确希望子女能够升学。深刻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需求表现强烈，半数以上农民工希望子女能够达到大学以上学历，从中看出农民工已高度认识到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文化资本的积累意义重大，不但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提高其经济收入，而且能赋予他们现代化人格并获得社会认同。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自我认同、主体意识等也随之变化，逐渐形成与当地居民之间可相互接受的交流模式，为其文化融合提供了前提条件。继续教育作为化资本获得、积累与生成的重要途径，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重要通道和主要场所。但目前，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还很匮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他们的文化资本再生产需要。
（一）建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能力的保障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要提升其职业地位必须突破文化资本积累的瓶颈，这不仅取决于其个人努力程度，也依赖于政府为其创设的有利条件。首先要落实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制度，其次要去除不合理的制度，采取相关措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文化资本积累。具体可做好“四个一”工程：
其一，做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培训规划。新生代农民工输出地、输入地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做一个再教育培训规划，可以是一年规划，也可是几年规划，摸清本地区农民工人数及需求，规划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包括培训总目标、总人数、总批次以及培训项目、培训时间、培训方式等，使本地区所有农民工掌握―种及以上职业技能，为他们打工、创业提供前提条件。
其二，定一套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培训制度。在我国，现有教育资源主要为未成年人升学考试而设置，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尚未达到应有的重视，如果没有政府的明文规定，新生代农民工一旦初高中失学就难有再学习、再教育的机会。因此，政府应像义务教育立法那样出台有关农民工继续教育的规章制度，如《加强农民工继续教育若干规定》、《农民工继续教育学费减免试行办法》、《农民工继续教育学分银行试行办法》、《农民工继续教育奖励办法》、《公共文化场所免费向农民工开放的实施意见》等制度，并根据本地经济发展不断完善制度，确保农民工再教育制度化、常态化，为农民工再教育保驾护航。
其三，建一个教育培训基地。诸多实践证明，培训机构在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仅使他们学会了职业技能，而且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资本，同时也为他们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经济资本创造有利条件。目前在我国某些地方培训机构多而杂，建议政府进行统筹，整合优化，组建一个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农民工教育培训基地，让有需求的农民工随时到培训基地咨询或参加培训。培训基地应为前来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实行一条龙服务，包括培训券发放和相应资格证书的考核、认证、发放等工作，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形态文化资本。
其四，创一个教育培训经费投入机制。政府应提高认识，把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列入政府行为，以政府为主导，设立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专项经费，创建多元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投入机制，协调好“五个一”工程，即政府拨一点、培训机构免一点、用人单位集一点、社会募一点和个人出一点。政府拨一点，就是指新生代农民工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政府应当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进行经费补助。浙江《嘉兴年鉴》显示，2013年嘉兴市生产总值3147.7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726.73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265.31亿元，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突破40%，为40.2%，对经济增长贡献3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极大部分从事二、三产业工作，所以政府要在确保中央补助资金基础上，努力提高配套额度，主动为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买单。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从源头上消除农民工文化资本匮乏的局面。
（二）设置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的培训项目
从现状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人从事二、三产业工种，属半技能岗位，称为半技能工人，所对应的职业教育主要是学历性职业教育和短期职业技能培训。
一要大力开展短期培训。目前，许多地方都有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国家也有对农民工的培训规划，但培训与市场及农民工自身需求联系不够紧密，致使有些培训参加的人很少，造成人力和财力的浪费。本文认为，定点的培训基地应根据各类用工单位的需要和岗位要求做好调查摸底，开展以需定培、以培供需、自主招生、定岗就业的订单式培训，供农民工选择。如对未进城或刚进城的农民工进行技能操作培训和普法知识培训；对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工进行项目选择、市场营销、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指导培训，有计划有目的培养现代新型农民企业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频繁跳槽对其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选择合适自己的工作；对踊跃向上的农民工进行个人发展规划培训，为其创造机遇、打通发展渠道，同时为有特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免费提供演唱会、书画作品展等场所。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增设市场需求紧缺、农民工急需的培训，如本地方言培训、家政服务（保姆、月嫂）培训、城市生活常识培训、社交技巧培训等，在培训过程中，农民工以市民为参照对象，通过有意识的学习借鉴以及耳濡目染的文化适应、印象管理，拉近了和本地市民的距离，促进了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积累，有利于他们素质的提高，更快地融入城市。
二要开展学历性教育培训。上述分析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高于他们的父辈，但仍低于我国城镇市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他们在城市从事的大部分是技能含量较低的工作，因此，要在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全面提高农村初高中教学质量的同时，充分利用本地拥有的职业技术学院、广播电视大学、技师学院等实力雄厚的大中专院校，政府做媒牵线搭桥，学校与企业联姻达成长期协议，发挥院校资源优势，开设本地经济建设急需专业，定期招收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大（中）专学历教育，为方便企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需要，学校可定期或随时安排教师、场地进行开班教育。学历性教育培训能推进农民工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生成与积累，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文化素质。
（三）提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存量的产品
新生代农民工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城市生活经历，他们的消费理念、生活方式等不同于父辈，在教育培训形式选择上较灵活、广泛，因此，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为他们提供文化产品，帮助他们增加文化产品的拥有量。
1.迎合主体，灵活安排集中培训。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集中培训上倾向于：一是工学交替。因为工作时间较长，建议学校把教室搬到工厂、企业，迎合他们边学习边工作的需求，实现本职工作与专业学习的“无缝对接”。二是学业完成阶段化。因为工作较辛苦，经常加班加点，如果按常规安排培训时间，致使他们更加疲惫，不利于安全生产，实施分阶段完成学业，就可避免此类事情发生，使他们能集中精力工作或学习，提高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三是建立学分银行。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大致分学历教育培训、短期技能培训，由于受工作影响，参加教育培训常常受到时间、地域等限制而放弃继续学习，如果各地建立学分银行，科学设置专业课、公共课和实践课的比例，并制定相关培训课程的课时学分，将本岗位上的劳动工时作为实习环节、专业实训折合成学分存储在学分银行，根据完成学分确定成绩档次，同时实施学历性教育培训异地认可，会大大提高他们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促进他们文化资本生成与积累。
2.顺应形势，提供移动远程培训。远程教育培训不受场所、时间、空间等限制很受新生代农民工喜欢，采用此种模式能缓解工学矛盾。一是短信、微信服务。调查显示91.8%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但他们总体文化素质不高，因此手机移动学习要便于操作、简单实用，如利用手机培训通知，宣传政策法规，进行安全、管理等基本知识教育，组织相关信息查询与反馈、在线测评等。二是网页浏览。运用网页浏览培训形式能使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学习资源一上传，学习者随时可以利用电脑或手机进行上网浏览学习。网页浏览培训可以是项目课程PPT、经验课程、案例分析，也可以是模拟操作等。三是多媒体软件。多媒体软件课程可使用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体把相关知识和信息制成微课件，可以是电子书、音频或视频微课程及QQ，图文并茂，灵活多样，这不仅是有利于学习者学习的一种资源形式，更是新生代农民工最喜欢的轻松有趣的学习资源。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学习方式能助推农民工文化资本生成与积累。
3.拓展延伸，增加隐形培训形式。一要开放城市文化资源。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单位是农民工接受文化熏陶的好去所，要让农民工充分享用。二要开展送文化活动，浙江嘉兴各地通过“流动书箱”、“流动课堂”、“流动活动阵地”等形式，进社区、工厂车间、建设工地，为农民工送演出、送课堂、送书籍、送电影等，丰富和充实农民工文化产品的拥有。如嘉兴秀洲区2015年为16家企业、7所学校赠送价值2万元图书，送戏、送影下乡166次，深受新居民欢迎。海盐县2015年新春前夕，为80%以上新居民员工的浙江巴路漫服饰有限公司送上14个精彩节目，在现场，新居民员工争相上台表演。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隐形培训能使新生代农民工无意中接受到文化熏陶，陶冶文化情操，提高文化产品拥有量。
（四）实施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质量的监管体系
目前，农民工再教育已引起社会各界及政府的重视，由政府买单、社会捐助的各类培训也纷纷出炉，但许多地方出现政府只管买单不闻成效的现象，如某地举办“农民工道德大讲堂”聆听的人寥寥无几。如何做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监管，使农民工再教育更具实效性是各地政府面临的当务之急的问题。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核心，在提升农民工文化资本，推进农民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上，有责任通过自身职能协调并实施多方监管手段为农民工再教育创造良好的质量保证体系。
首先，由政府牵头，组建以政府、社会组织、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农民工个人、媒体多方监管的质量考评组织，政府可委托培训机构主导并协调各监管部门开展工作，同时以政府名义出台相关考评办法，各监管部门共同参与考评。
其次，各社会组织作为非营利单位在享受国家多种优惠的同时，应该回馈社会，为农民工再教育招募一批志愿者，志愿者们不仅要参与农民工再教育，更要协同培训机构做好监管工作，如培训信息、培训券发放、资料准备与发放、出勤与在线学习统计、考评统计等服务工作。
再则，用人单位要转变观念，主动送农民工参加再教育，并把参加再教育写入合同，为他们继续教育权益的落实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在农民工参加再教育期间，工资、奖金等正常发放，对无故缺席的培训者作出相应的处罚，对获得某些资格证书的农民工按政府规定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组建农民工工会，为农民工参政议政、权益保护等提供帮助，并利用闲置房屋开辟图书馆等活动场所，提高农民工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积累。农民工个人是既得利益者，应充分认识到自身不足，自觉主动参加再教育培训，在保证物质生活的同时，拿出适当的经费用于再教育，与时俱进，用坚强的毅力和切实的行动提高自身文化资本的生存与积累，消除自卑和自闭心理及“边缘人”心态，主动融入城市社会。
在农民工再教育监管上，媒体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一要及时农民工再教育及子女教育报道。农民工文化程度偏低，在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今天，有接受再教育的权利，媒体利用自身载体优势，宣传发表各类农民工再教育和农民工子女教育一些改革信息报道，如近期技能培训、学历教育、子女异地高考等农民工迫切想知道的信息，为农民工畅通信息渠道，媒体还应把触角延伸到农民工的学习、生活、工作，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为他们分忧解愁。二要宣传表彰农民工再教育中涌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利用自身优势帮助有困难的农民工取得社会赞助，并为其和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同时对农民工再教育考评结果进行通报，大力宣传报道支持农民工再教育、积极赞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先进集体和学有所成的农民工及农民工子女典型人物，弘扬正气，提升正能量，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
总之，实践证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再教育的时间越长，其积累的文化知识、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越多，职场竞争成功性就越大，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获得就更多，自身弱势地位的改善就越快。文化资本是农民工的阶级再生产，是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条件。布迪厄认为，教育在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中起着“保留、培养和尊奉”文化遗产的作用，即文化再生产的作用。各地政府应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再教育，采取一些切实的举措提升他们文化资本积累的数量和质量，消除制度屏障，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资本存量，促进他们更快的融入城市主体社会，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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