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英雄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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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你会流血吗？”电影《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中的这句台词，在中国各大城市地铁等广告大屏上轮番播出。

在过去的半个月里，为了亲眼见证这一问题的答案，成千上万名观众坐进黑漆漆的电影院放映厅里，观看“两个将内裤穿在外面的男人相爱相杀的激情对决”，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超人和蝙蝠侠这两位超级英雄早已家喻户晓。

曾经，中国的影评人致力于将《超人》解读为符合道德观念的教化符号，但对一个习惯从历史中找寻阴影加以批判的国度的人来说，倘使他了解超人以及其他超级英雄的成长历程和前世今生，那么，恐怕他很难以赞赏地笔调将超人写成一个“人类之爱”的化身。也许他会考虑使用在过去20年间惯用的另一个词语“资产阶级伪善”，来形容这个西方世界的正义英雄。

那种“制度的黑暗”，不仅是电影中超人力所不及无法干预的，更为这位超级英雄的成长过程涂上了长长的阴影。一如《蝙蝠侠大战超人》中，超人被蝙蝠侠误解为盘踞黑暗之巅的孤高神祗一样，也许他的那些让人误解的怪诞行径，本身就暗藏着他出身时的黑暗符码。

隐秘的黑暗：戴面具的蝙蝠侠和被吊打的超人

看过连环画和电影的读者会知道，这两位有泪不轻弹的男儿背后有着共同的凄凉身世，都是出身于不完整的破碎家庭。超人是母星氪星在华丽地爆炸碎成一千万片的前一刻，被他的父母放在宇宙飞船上，送往数万光年之遥的地球，而蝙蝠侠则年纪小小便看见父母遭遇枪击双双身亡。

两个人在地球上都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在性格上都有孤僻自闭的一面，并且都身藏与日常生活中全然不同的双重角色，坐拥亿万家资的蝙蝠侠，需要面具来掩饰自己的真实面孔，而超人则靠的是周围人的脸盲症，来隐藏自己的另一重身份。

有着如此悲惨身世、孤僻性格以及竭力隐藏自己真实身份的人，从心理学上讲，倘使不是一位以自己的形式维护正义的超级英雄，就是一位危险的犯罪分子，毕竟，一个普通人是不需要戴着伪装的面具生活的。但这两位英雄产生的年代，恰好是一个缺乏信心的时代。

1930年代的“大萧条”，尽管不像后世渲染的那样糟糕，但每天传来的消息却足以让人心情沮丧。恰如社会学家利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所形容的那样：“如果他屡试屡败，前程绝望，一个人就很可能再也没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压力，满心内疚，只恨自己无能”。于是，陷入困窘的人们不得不伪装自己的真实面孔，即使对自己的亲戚和邻居也要做出另一番模样。

一位“每天衣冠楚楚、按时出门上班”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个到处推销杂志、打便宜领带、用廉价鞋油的推销员，还有可能他的公事包装的是另一套特殊的工作服，用以把自己打扮成乞丐以寻求同情。有的丈夫一连几个星期都不露面，他会体贴地告诉妻子自己是“有事出门”了，但实际上却是加入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蹲守在任何一个有消息传来的职业介绍所门口，长途跋涉数百里只为找到一份钳子工的工作。威廉・曼彻斯特记录的一件极端案例特别具有典型性，一个人竟然在华盛顿州的森林里纵火，只是为了希望被雇佣为救火员。

一面是纵火犯，一面是消防员，这种双面人生在“大萧条”的美国成为一种特殊的常态。被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真实身份是如此穷困、窘迫、令人绝望，可以说是一片黑暗。所以，当1938年6月，这位身穿红色斗篷、力大无穷的超人出现在《动作漫画》的封面上时，毫无疑问会成为躲在内心黑暗处的一道光芒，超人在表面上与他们并无不同，是一个简单、老实甚至有些迂憨的小记者克拉克・肯特，但只要除下眼镜、撕开衬衣，就能化身为“一跃1/8英里、跨过20层楼房、举起重量惊人的物体、跑步的速度超过快速列车”的超级英雄。这令身处那个想象力随着生活一起被榨干的时代的美国人感到一种安慰，原来隐藏在伪装面孔之下的另一重真实身份，未必是失业的律师和下岗的工人，同样，也有可能是一个能够拯救世界于危难的超级英雄。

次年，继之而起的蝙蝠侠虽然出身富有之家，但只要戴上面具，披上蝙蝠翅膀，便化身为夜间罪犯们的噩梦，蝙蝠侠与超人是阴阳相济的两个完美的英雄典型。前者满足了人们对隐藏身份的另一种更光明的想象，而后者则阐述了黑暗时代的另一层含义――黑暗同样可以是一种正向的力量，只要善于利用它。

超人和蝙蝠侠为“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国梦”，更好的是这种梦想是相当廉价的，只需5到10美分就可以在连环漫画的虚构世界里享受片刻的英雄梦。但这种梦想中也暗潮汹涌，只是当时的美国人对此习焉不察。早期连环漫画中的蝙蝠侠，并非我们今天在电影中见到的兵不血刃的正义绅士，而是一名暗夜中的复仇者，在必要的时候，他是毫不介意大开杀戒的。至于超人，当他撕开衬衣、露出那件大写“S”的紧身衣时，眼神也一改先前的小记者的温和宽厚，（实际上，在最早的漫画中，作为克拉克・肯特的超人形象出场并不多，毕竟在现实中读者已经见得够多了）面对选择自杀的罪犯，他的反应只有一句冷漠的“活该！”

当然，必须指出，此时的美国英雄都不会对死亡眨眼，这也恰好符合当时美国人内心中对英雄的想象，他们必然是冷酷的、异于常人的，斗篷、面具和制服将他们与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隔绝开来，读者想看到的是那些精彩的杀戮和战斗场面，下拳要狠，杀人要冷，一如紧跟在“大萧条”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的战场景象一样。

虽然二战战火从来没有延烧到美国本土，但隔海相望的那片散发着血腥硝烟和尸体焦臭味的英雄诞生之地，却是美国国内千万没有上战场的热血青年的梦想燃烧之地。因此，诞生于“大萧条”中的超人，也应该是一台能直捣纳粹老窝，把希特勒和他的喽们直送西天的杀戮机器。尽管这一令人热血沸腾的场面，仅仅出现在漫画的封面上，而超人本人则因为参军体检时的一个小错误――测视力时，他的透视眼看穿了墙壁结果，误念了另一个房间的视力表，所以被宣布体检不过关。再加上希特勒掌握了威力无穷的“命运之戟”，从而把超级英雄挡在欧洲之外，但国内读者仍然能从这些漫画超级英雄的拳打脚踢里感受到战斗的欲望。

这是美国超级英雄的黄金时代，尽管他们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黑暗时刻，又遭遇二战的枪林弹雨，但却因其不死的钢铁之躯获得了读者的热爱。因为人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想象中的完美自我。但是，就像所有的史诗故事一样，荣耀之后便会倏然跌至低谷，这些诞生于黑暗中的超级英雄，尽管给绝望中的世人带来光明和希望，但黑暗同样也侵入了他们自己的血管。

1953年，那双曾经创造了超人钢铁之躯的手，正在描绘另一幅图画。在这幅画面中，克拉克・肯特撕下衬衣露出的不再是蓝色紧身衣上的那个大写的红色“S”，而是那身裸的200磅肌肉，他的招牌内裤虽然也穿在外面，但是在那下面却毫无遮挡。更糟糕的是，这位昔日的超人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神威，仅仅是为了给他可怜的创造者乔・舒斯特赚取一点微薄的生活费，就让一位衣着暴露、叼着摩尔烟的妖艳把他吊在柱子上，用鞭子抽打，这幅令人悸动的画作，恰好可以作为超级英雄漫画在那个没落时代遭受鞭挞批判的典型象征――刊登这幅画的杂志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恐怖之夜”。

“恐怖之夜”：审判席上的超级英雄

“恐怖之夜”这个词，在1954年的美国有多重含义，但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这一年8月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那几个血腥残酷的暮夏之夜，号叫、、狞笑、呛水的声音和停止呼吸的死寂，共同构成了这个“恐怖之夜”的全部内容。而这个“恐怖之夜”的创造者，并非是乔・舒斯特这样的落魄漫画家，而是四个十来岁大的青少年，或者用那一时代新发明的词语“teenager”（十来岁的青少年）来称呼他们更加合适。1941年，这个词被发明出来后，很快就和一个词语“crimes”（犯罪）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1954年8月的夜晚，布鲁克林区发生的那些屠杀和折磨案件，则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这四个最大才刚满18岁的青少年所犯下的罪行，令许多成年人都瞠目结舌，他们先后虐杀了两个所谓的“流浪汉”，一个淹死，一个殴打身亡。媒体很快被这些青少年的暴行激怒了，那些主要行凶者扎克・科斯洛很快得到了“弗莱巴许大道的希特勒男孩”的诨号，而这四个青年杀人犯则被合称为“布鲁克林杀人狂”（Brooklyn Thrill Killers）。

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使这四名少年成为了如此残忍的杀人凶手呢？如果心平气和地研究，会找到很多蛛丝马迹一窥他们的犯罪心理，比如：他们都是希特勒的崇拜者，都属于新纳粹主义者（令人不解的是，这四个人都是犹太人），其中那位科斯洛更是一个希特勒迷，这位学习优异、极富语言天赋的少年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美国的希特勒，所以“希特勒男孩”这个诨号恰好让他如愿以偿。而打杀那些属于“低劣人种”和“社会渣滓”的流浪汉是他通往希特勒之路的必要步骤。

尽管犯罪动机其实很明显，但在被法庭派往给这四名少年杀人犯做精神鉴定的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沃瑟姆看来，原因却远没有这么明显，他找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理由，那就是那些盛极一时的连环漫画。在去探视科斯洛时，他特意询问这位少年犯，是否读过一些关于血腥杀戮方面的连环漫画。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这位“好心的”的心理学家在第二次探监时，随身带去了14本“超人”创造者乔・舒斯特画的杂志《恐怖之夜》。不出所料的是，科斯洛很快承认他确实看过这几本漫画：“哦，就是它，只是我还有一个更好的版本。”

这个答案让沃瑟姆医生感到非常满意，实际上，这属于他正在开展一项针对美国所有连环漫画的空前战争武器库的一件。从1946年开始，这位心理学家就开始了他向美国连环漫画的宣战，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中，沃瑟姆指出，连环漫画会导致儿童残忍、性格扭曲、撒谎、丧失同情心和爱心，最终走上犯罪之路。而此时的美国连环漫画的发展趋向恰好也为他提供了口实。声名鹊起的EC出版公司正在尝试一条漫画新路，这条新路以选定了恐怖、灵异、惊悚、犯罪为漫画题材，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很快，一批名为《怪思奇想》《怪异科学》《犯罪悬念故事》《墓穴惊魂》《心慌慌》的漫画新鲜出炉，并很快在市场上受到追捧。

在这位“身高六英尺三英寸，长着一双似乎能穿透一切的蓝色大眼睛”的心理学家如炬的目光下，这些明显带有恐怖犯罪色彩的连环漫画很快就无所遁形，被他扣上“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罪魁祸首”的帽子，正是这些读物直接刺激并导致了暴力的发生。1953年12月，沃瑟姆那本影响深远的反连环漫画专著《诱惑纯真》出版。他宣称美国“已经成为毫无秩序的恐怖之地”，“孩子们都怀揣着恐怖连环漫画，玩着大屠杀、绞刑、私刑和其他虐待他人的游戏”。

作为一名演说家的沃瑟姆，比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更加称职，他非常知道如何调动起大众媒体对他一手指向的连环漫画发起群攻。他也知道如何吊打那些一心图利的漫画商人。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抓住一切弱点对EC漫画的发行人威廉・盖恩斯大加鞭挞，他特意选取了一幅《犯罪悬念故事》的封面作为武器，在封面上，一个男人的手提着一个女人的惊恐的头颅，而女人的尸体则横陈地上。一位站在沃瑟姆一边的律师质问盖恩斯：“你觉得这幅图能表现出良好的品味吗？”而盖恩斯则回答：“是的，对一张恐怖连环漫画的封面来说，假如将那个女人的头抬得再高些，让读者看见她脖子上的血才算品味低下。”

盖恩斯在法庭上一再强调儿童拥有智慧和判断力，不应当因为他出版的漫画的封面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犯罪场景，就判定孩子们看了一定就会去学。但沃瑟姆和他的媒体大军认定铁证如山，所以，连环漫画只能被放在审判席上，接受判罪。

在这场审判中，受到判罪的不仅仅是恐怖漫画。超人和蝙蝠侠这些打击犯罪的超级英雄，也一并被抓到审判席上进行审判。沃瑟姆宣称，从亲吻女人、精力旺盛等方面来说，这些超级英雄根本不算是百分百的男人，无论是作为超人还是作为小记者的克拉克・肯特，肯定逃不过这一点指控，而且超人最糟糕的一面还在于他培养了一群俯首于强权政治的顺民。

而蝙蝠侠所犯下的罪责则是性取向上的问题，沃瑟姆特别把蝙蝠侠和罗宾这对搭档拎出来，指责他们是“两个同性生活在一起的梦想”――这一点真是难以辩驳，看看他们的腈纶弹力紧身衣就明白了。

面对沃瑟姆所率领的媒体和政客大军的集体讨伐，美国连环漫画里的那些超级英雄们，只能和那些血腥的罪犯和恐怖的妖魔鬼怪一样，被淹没在人民群众“正义呼声”的大海里。最终导致了美国连环漫画期刊出版商成立了一个自我审查机构――“连环漫画法规机构”（CCA），只有经过CCA检查合格的漫画，才能在封面上印上CCA的标志，作为允许在书店销售的凭证，而父母才可以放心让孩子阅读这些漫画。美国的连环漫画从此走向了属于它的“恐怖之夜”，而那些不合格的漫画所遭遇的则是一场灭顶之灾。在有些州，忧心忡忡的父母和教育人士甚至对这些漫画进行一场集体清洗，从孩子的抽屉到图书馆和书店，它们被成批收缴，然后在孩子的恋恋不舍中被一把大火化为灰烬。

英雄归来：“这个国家里有某些可怕的错误，不是吗？”

超人归来，1978年圣诞节，美国观众挤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欣赏克里斯托弗・里夫这位永远的超人在银幕上飞翔。7年后，大洋彼岸的中国观众也带着同样的心情欣赏这部电影，超级英雄的时代在东西方被同时再次点燃，但这次复苏却再不会像它的黄金时代一样，超级英雄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家庭：闪电侠、蜘蛛侠、神奇四侠、绿巨人、雷斯托尔、钢铁侠、美国队长等等各怀绝技的英雄们甚至组成联盟，共同保卫地球。

而另一种超级英雄也从中诞生了。他们比超人具有复杂多变的人性，比蝙蝠侠更深沉，也更黑暗，他们打击的不仅仅是犯罪团伙或是其他时空来的地球侵路者，他们消除的是某个邪恶政权的错误。1983年，就在超人飞往中国的漫长途中暂栖之时，也正是鬼才蒂姆・波顿正在筹划他的那部将在6年后成为经典的《蝙蝠侠》之时，一个头戴盖伊・福克斯面具的男人，身披大氅、头戴高礼帽站在伦敦国会大厦顶端，吟诵着莎士比亚的名句，要将象征极权邪恶统治的国会大厦摧毁，将自由还给人民。

在开始时，他的创造者阿兰・摩尔和大卫・劳埃德也想把这位新的超级英雄设定为某个像蝙蝠侠一样头戴黑色面罩、身穿紧身衣的家伙，但他们最后选择了面具和披氅，并且给了他一个言简意赅却寓意深刻的名字“V”。

对“V”这样的超级英雄来说，他不会再犯下超人当年的“错误”，只去打击一些小偷小摸和侵略者，而是选择像中国人影评中所说的那样，去挑战这个国家本身的邪恶，正是这种邪恶，将超人和蝙蝠侠推上了审判席，使他们虽不完美却真诚的正义事业成为一桩罪行。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这个国家里有某些可怕的错误，不是吗？”而这个错误，也许不必等待一位身穿紧身衣和面具的超级英雄才能去修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