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录取书=催命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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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近期的报刊、电视，各省市的高考分数陆续上榜，文理科状元纷纷披红挂彩，成了媒体的主角。正当孩子、家长和校方、媒体及商家沉浸于喜悦之际，山西榆社县马乡新村却传来噩耗，43岁的农民陈东生（化名）因儿子高考估出600的高分，不堪承受即将带来的经济重负服毒自杀身亡。6月27日，山西翼城县唐兴镇农民、50岁的李海明得知女儿今年考了532分、达到二本录取分数线的第二天，把自己吊死在了土窑的门框上。原因仍是“无力凑够学费”。

尽管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悲剧，人们的心肠有些僵硬了，公众的神经也产生了迟滞反应，但当每一个善良的父亲或母亲，每一个贫困的家庭或家族，被教育高收费搞得风声鹤唳，走投无路，只能以死了之，我们还是不能有些微的轻松。当一个个善良、老实、本分而勤劳的父亲母亲甚至儿女们，死于超强恐慌恐怖恐惧之下，而我们对于高收费连篇累牍连年累月的批评、谴斥、呼唤和吁请，都显得苍白无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我们的大学收费制度或称机制，已经病入膏肓，到了非下重药不足以起死回生的地步。

这样的数据，我们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遍。以人均GDP计，美国、日本分别是我们的36和31倍，但我们的大学收费和人均GDP之比却是他们的3倍-4倍。10年间，我国大学学费从每年几百元一路飙升至每年5000元-8000元不等，学费猛涨约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2005-07-27新华社）。陈东生一家8口人，一年的纯收入只有1340元，要给4个孩子交学费，要给70多岁的老人看病。难怪人们批评教育是当代压榨老百姓的三座大山之一。

这样的追问和剖析，我们同样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遍。在国家对教育供给的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政府行为企业化、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资本化是教育高收费的根本原因。在教育收费过程中，中央政府进行大学扩招，颁布《高等教育法》使高等教育收费合法化，变成正式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并不直接收费，而是默认和允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在中央正式制度安排之外收费。教育行政部门尽管否认了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但教育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大步迅跑。加上国家投入的经费实在有限，而高校普遍冗员太多，只能用持续不断地涨学费饮鸩止渴。更兼主管部门“权威”太大，从来都不需要什么涨价听证会，“我就这样涨了，你们又能怎么样？！”结果只能是有关媒体对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统计评选，教育行业竟然连年名列第二位。

可悲的只能是，教育产业化、乱收费、高收费最突出的“政绩”，制造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群体，以至于大学录取通知成了催命单。辽宁辽阳市太子河区农民孙守军2004年8月10日接到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喝农药自杀，一封“谢罪书”写道，“我儿当你看我的信时，我已不在人间，只因为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陈东生服农药送医院抢救弥留之时，其子陈力几次追问父亲：为什么要这样？陈只是说，自杀是因对不起儿子，不配做一个父亲，同样是以死谢罪！

教育产业化和大学的高收费，不仅使这样的家庭悲剧不胜枚举，更悲怆的是造成了教育的腐败和教育人文精神的失落。记得培根说过，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世世代代的穷下去。而今天中国教育的高收费，不仅严重颠覆了教育公平的底线，扩大了贫富差距，使贫者更贫，社会出现断裂，且滋生了教育权力的寻租和腐败。

给弱势群体必要的关怀，帮助无力者继续前行，作为教育公平的基本体现，更是执政为民的宗旨。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再也不能敷衍塞责了。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谁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教育成本究竟是多少，然后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和服从民意，在增加国家投放的同时，由国家和地方人大机关拍板建立公正公平的大学收费制度。不断强化高校收费的国家审计监督，强化对违规者的法治追究。健全对贫困家庭贫困生的救助制度，再也不能让陈东生们的悲剧继续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