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父亲做最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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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儿子没有选择“积极”的治疗方案，而且还向母亲交代，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者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抢救措施。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

如此抉择引来众多议论，有人说这是不尽孝道、逃避责任，但也有人认为，该父子的做法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对于科学与生命的解读――相信医学不等于非得抢救到最后一秒，敬畏生命可以选择安然地走完人生。

抉择

陈作兵是浙江省绍兴诸暨市马剑镇的第一位医学博士，全村人的保健大夫。每当他回到出生的小山村，见到他的人，莫不微笑点头打招呼。自从他父亲陈有强去世后，村里人便议论纷纷。不过，当着陈医生的面，他们并不说不孝顺之类的话，只隐约地说，为什么不给你父亲化疗啊，不管治不治得了，总要试一试的呀。

他的父亲陈有强78岁，于2011年4月被查出患腹膜恶性间皮瘤，发现时已是晚期，全身转移。陈有强在浙江医科大学一附院住院时，陈作兵和哥哥姐姐3家人轮流送饭、守夜，伺候老父亲。

在普外科，眼见许多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瘦骨嶙峋，浑身插满管子，陈有强找到医生说：“我实在不愿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想自己变成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不能这样，我就跳楼。”

陈有强的主治医生高大夫是陈作兵多年的好友，老人的病情和想法，高大夫对陈作兵如实相告。

算起来，陈作兵和医学打交道已经23年了。他知道，在医疗技术日趋发展的今天，死成为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除了脑部，人体的大部分器官都可以移植，还有各种人工制造的替代品，比如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如果肾脏出了问题，可以做血透；如果无法进食，可以静脉输入营养液；治疗肿瘤有放疗、化疗，抑制肿瘤生长的药物也越来越多，即使是恶性肿瘤晚期的病人，在各种治疗手段下往往也能生存一年多。

陈作兵得知父亲的想法后，对其说：“你放心，活着的时候你要坚强，但走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让你那么痛苦。”陈家专门为老父亲的病情召开了家庭会议。如果按照惯常病人家属的做法，陈有强有公费医疗，儿女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采取积极的化疗、放疗，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商议的最终结果是由陈父自己决定。

虽然陈有强退休后一直在老家务农，但喜读国学，对生命哲学有着自己的见解。他与儿子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化疗、放疗后可以延长多少时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这些治疗要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副作用？”“费用基本都可以报销，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等等。”

第二天，母亲打电话给陈作兵，要他去病房。父亲对他说：“我决定和你母亲回老家，放弃在医院治疗。走之前我有两个愿望，一是到你的办公室看一看，二是你去病房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把我带上，我想听一听。”陈有强对儿子能当医生一直非常骄傲，他常说，“医德比医术更重要，德者才之王，才者德之奴”。

陈作兵工作20多年来，父亲从未到过他的办公室，那天，陈作兵带父亲来到办公室。陈有强在儿子的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感慨道：“你上班的环境很好啊！”末了，又说：“做医生，就踏踏实实地做个好医生，不要学人家赚钱，要赚钱回家做生意好了。”不过，父亲跟着陈作兵查房的愿望没有实现。陈作兵说，那样对病人不好，父亲便不再提此事。

放弃治疗，这是陈有强的最终决定，也是全家人，尤其是儿子陈作兵对父亲意见的尊重，全家人都经历了内心强烈的挣扎与痛苦。

回到老家的陈有强不再服药、打针，甚至还亲自下地种菜，吃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中医禁忌的肉类，陈有强的老伴也每天换着花样给他做，直到去世。

告别

几乎每个周末，陈作兵都开车带妻子和女儿回到村里陪伴父亲。那时候，陈有强还可以去山坡种地，看着山上流下的溪水，他像对儿子，又像是在对自己说：“你看这水，一点一滴流到小溪里面，流到金沙河里面，再到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汇进东海，无声无息的，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慢慢地，陈有强要拄着拐棍去地头，坐在那里看妻子干活。

陈作兵回家的时候，父亲在菜地里说：“现在种下去的菜，我怕是吃不到了，但是拉拉（陈作兵女儿）还可以吃到的。”那时候还是2011年的夏天。再后来，父亲虚弱地躺在床上了，母亲就每天打电话告诉陈作兵，他每天说哪些话，吃什么东西。

2012年的春节，是陈家最为热闹的一个春节，陈家老老少少全部汇聚到诸暨市陈作兵的哥哥家里。陈有强给每个孙子孙女都发了红包，原本每年只是50块钱，这一年，红包都变成了200元，老人知道，这一定是最后一次发红包了。陈家吃完年夜饭，拍了许多全家福，陈有强在拍照的时候，始终面带微笑。

过完这个春节，大年初一，陈有强就因病重住进了诸暨市人民医院。按照之前与家人达成的共识，拒绝一切化疗、放疗，只是普通的输液，补给营养，缓解疼痛。

陈作兵记得，父亲去世前的一个周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把氧气罩拿开，说了好多事情――自己也许出不了院了，这是他生命最后停留的地方；要好好照顾母亲；他的骨灰必须拿回农村，埋在奶奶旁边，下辈子还有可能做奶奶的儿子。末了，父亲突然指指走廊里匆匆走过的小护士，说，你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们，陪伴我生命的最后时光。

这是父亲与陈作兵最后的告别，一周后，2012年3月22日，父亲去世。

尊严

那天凌晨，大约3点钟左右，母亲打电话告诉陈作兵，父亲陷入昏迷，医生问要不要抢救――这样的程序，陈作兵自己也做过许多次，心脏按压起搏、上呼吸机、24小时输液，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意识渐失，脏器衰竭，即使脑死亡依然继续抢救。

是否需要紧急抢救？陈作兵想起在英国进修的第二导师查理，一位德高望重的急诊医疗顾问，他体检时被查出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手术后需要化疗和放疗，该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但查理拒绝了。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几个月后，查理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陈作兵听说出院后的查理过得非常快乐。

陈作兵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就和英国同事探讨这个事情。有趣的是，有资料显示，有很多医生不爱选择被治疗。尽管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也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往往选择不。

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这是陈作兵在国外进修的时候所感悟到的。

3个多小时后，陈作兵从杭州赶到诸暨市人民医院时，父亲已经平静地离去了。

从1994年第一次正式从医，已经18年过去了，亲眼见过病魔对病人的各种摧残，陈作兵平静地接受了父亲的死亡。陈作兵觉得，78岁的父亲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他有尊严地走了，“父亲如果还能自己决定的话，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陈作兵坐在父亲临走前坐过的办公桌前，强忍着泪水。（摘自《科技生活》）